1955年部隊實行工薪製，我所在的那個師部開辦軍官食堂，每人每月交18元夥食費，比士兵“大灶”的飯菜略好一些，早點有豆漿油條，正餐兩菜一湯，主食饅頭米飯，已被駐地附近的農民說成是“天天過年”了。回想一下，這話並不誇張，當時我們駐在“魚米之鄉”的湖南省，農民隻在過春節的時候才宰豬、吃肉，平時炒個素菜就不錯，更多的是泡菜和辣椒，糙米飯摻一多半紅薯。這比山區或大西北農民的飲食還好得多。直到打倒“四人幫”，我在京郊平穀縣聽到農民老大娘批判江青的發言，還有這樣的話：“她過的啥生活？頓頓兒烙餅攤雞蛋，吃個鹹菜還倒半碗香油哪！”當然啦，這位大娘並沒見過江青吃什麼。而平穀縣的農家，隻在姑爺到來時才舍得烙餅攤雞蛋，平時雞蛋就是零花錢。我在平穀農村插隊、蹲點10年，常見大娘大嫂送雞蛋到供銷社去換油鹽醬醋、針頭線腦、肥皂火柴，以及小學生雙手捧個雞蛋去換枝鉛筆、課本。
重提往事，並非請您“憶苦思甜”。隻因為改革開放20多年來，咱中國人的生活水平提高，飲食習慣也有了許多改變。春節又到了，您家準備怎樣過年？
說實在的，我家喜歡“天天過年”。我的老伴兒是醫生，強迫我熟背“膽固醇表”，從低到高：蔬菜、粗糧、豆腐、牛奶、蛋清最好；然後是瘦肉、豬皮、豬蹄兒、魚、雞；對我出示黃牌的是肥肉、蛋黃、動物內髒、無鱗魚；紅牌食品是鬆花、豬腦、鵪鶉蛋。說到這兒，必須聲明，這僅僅是拙荊對我的“家教”，無意強加於他人。當然啦，我也不完全聽醫生的，從來不肯把蛋清蛋黃分家。不過，在醫生老婆領導下，越是年節我家的飯桌上越清淡，因為這些日子總難免在外麵吃喝兩頓兒。平衡，是中華文化（包括美學、醫學）的核心。大吃大喝，暴飲暴食，就是失衡，身體就會受損。前不久，寫石評梅、賽金花的柯興老弟患急性胰腺炎，對我說：差點兒沒疼死！究竟為什麼突患此病呢？他沒說清，或者我沒聽懂。倒是老伴兒讓我問問他，“是不是吃多了大油膩？”鄧友梅在作協當了幾年外事書記，因公赴宴的機會不少，他倒是說過實話：回家喝小米粥最舒服。
飲食文化是中華大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十幾年前的“萬元戶”已不足掛齒，款爺、款姐、富婆、大亨，以及傍大款的小蜜，成了時髦稱謂。且不說花公款大吃大喝屬於違法亂紀，也不說狠心宰客的餐館酒家門前“血流成河”，以及情願挨宰者洗淨了脖子照樣往裏鑽，隻從文化素質上看，那些超常點菜，餐桌上盤子摞盤子，浪費一大半的鬥富者，也是以醜為美，充分展覽自己的沒文化。沒錢固然不好，有錢不會花則更可悲。
最近在報上看到一則小統計，香港每天浪費食物2000噸。算算，平均一人浪費3公斤。這是富裕的表現麼？不！新加坡的餐館裏，剩下食物要挨罰。咱中國人有句俗話：吃不了兜著走。近來北京的餐館服務員為顧客“打包”，把剩餘的食物帶回家去，這也是文化，是美德，而絕非小氣。從電視裏看到，上海人近來在餐館點菜不多，夠吃就行，這也是可喜的新風尚。
廣東、福建、上海不勸酒，並非不好客。北方哥兒們熱情到編出各種順口溜來非把客人灌醉不可，這又何苦來呢？我到內蒙、黑龍江就裝病，滴酒不沾，要是饞嘴，喝一盅，就會被灌得狼狽不堪。我是北方人，酒量也有點兒，卻怕這種“酒文化”。春節又到了，誰來我家做客，保證有酒而不強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