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伯其這一招過於出人意外了。
追悼會的前一天晚上，花家四名成員中的三位成人，本已在客廳的飯桌上，達成了有關家產分劈的協議。
說是協議，其實完全是瞿芬一人說了算。瞿芬的算盤外表絹光水滑，實際上分分厘厘都精明到家占盡了便宜。她破天荒地對方潔微笑，還微笑著說，為著全家的安定團結，人人都能心情愉快地幹好革命工作，待老爺子後事辦了，方潔還是搬出去住的好。當然噦，她不待方潔和花樹人作出反應，馬上又接著說，決不是把您給攆出去，哪能攆您呢，於情於理於法都不能呀，總要給我們老爺子的遺孀有地方呆的呀！這樣吧，我娘家兄弟有一套一室戶的公房，我可以讓兄弟同意將這套公房借給您住，並且一直住到您的任職單位分配給了您住房，或者是您又嫁了人為止。作為進一步的照顧，您還可以搬走您與老爺子的臥室內的全部家具，外加您用您稿費買下的所有廚房用具。怎麼樣？她笑盈盈地轉過了腦袋去看呆若木雞的花樹人，又說，我可夠仁義道德的了罷？人心嘛，都是肉長的，到底在一個屋頂下共同生活了這麼些年，我們總得也為我們的後媽考慮日後的生活呀，樹人你說是不是？
方潔無有二話，立即同意，不但向瞿芬表示了感謝，而且還主動提出，待追悼會開過，馬上就著手分家事宜，一周之內，一定搬出花宅。
方潔不是傻瓜。方潔焉能不清楚瞿芬絹光水滑的言辭下掩藏得並不很深的自私而貪婪的居心？但方潔就是方潔。她原本就不很在意經濟，花伯其的猝死更是帶走了她最後一點對世間俗事的興趣。她在同意瞿芬的決策時隻有局外人式的判斷和分析，升上心頭的也就隻有了理智的是非評斷，而無有了感情上的喜怒憎愛。“我隻覺得無聊，”她在後來接受我采訪時說，“我當時還不知道有這遺囑。我不知道花先生把這執行遺囑的任務交給了我。沒有任務感也便沒有責任感，我以為我從此已了斷了花家的塵緣。我深知瞿芬的為人。花先生一走，我就作好了離開花宅的思想準備。進花家時我就隻是一個人一隻手提箱，離開時瞿芬能想到安排我一個一室戶的棲身之處，在她，已是夠勉為其難的了，在我，還能於心不足嗎？”
我相信她說的是真話。我幹了這麼多年的記者，寫了那麼多的小說，見識過分析過解剖過多少人麵人心？我與方潔第一次見麵隻談了三分鍾的話，便明白我遇到了一個當今世上已極為珍稀的女子。我當然不是按通常對女子作評估的標準來讚美她的外貌。客觀地說，她並不漂亮。她的臉比較扁平，而五官的比例卻又似乎偏小些，這就使她的麵容顯得很傳統，缺少了時下挺走紅的現代派性感色彩。但是她的皮膚極為光潔，顯然沒有化過妝的臉上沒有一絲皺紋、一點瑕疵，而且閃著一種動人的自然的光澤，因此她看上去比她的實際年齡要年輕得多。我不能想象所謂她幹事重手重腳的說法。她與我交談時，沉靜得如同一滴水，不，應該說是清淡而穩重得如同一方寒天的冰。即使談到了最情感化的問題，她的麵容也十分平靜。沒有誇張的手勢，沒有多變的表情，沒有造作的身姿，一句話，沒有一丁點兒為當今時髦理論所推崇備至並已成為跨世紀新女性之新時尚的自我設計意識。而尤其令我的心感到一陣陣顫悚的，是她的那雙並不很大卻黑如深淵的眼睛。那是一雙我從來也沒見到過的眸子：透明與深不可測同在，專注與散淡共存，既像是包羅了世間萬象，又似乎是排空了人世萬物。她在與我交談時，一直將她那漆黑晶瑩的眸子對準了我。但是我發現，她根本就沒有在看我。她的目光穿透了我，穿透了她麵前的一切，射向了不知何處。偶有她在諦聽著我說話的時候，那雙黑眼珠又好似清晨荷葉上的露珠般，活靈靈地凝聚起了眼神，那一股精氣，如X光射線一樣直透人的心腑。這是一種完全參透了人事世事的眼神，是一種隻有過了知天命的人生門檻才會修煉出來的眼神，哪裏像出自一個才三十幾歲的女子！
她死後，我又去過一次她的寓所。在她的三尺小床頭前，我讀到了一幅條幅。我認得是她自己寫的顏體隸書，上書十六個大字：“得失隨緣，心無增減，盛衰興替，順其自然。”濃濃的墨跡——如她那黑沉沉的雙眸。我深信，這十六個大字，正是她為人處世的原則。
可是瞿芬與我並不能達成共識。
我是在她向法院遞了訴狀控告方潔偽造遺囑，侵吞花家財產之後，聞風而動，專程前往天堂路十一號采訪三位當事人（花樹人和瞿芬為原告，方潔為被告）時見到她的。那天，我本想事半功倍地跑一趟見兩方人，沒料到偌大一個二層樓裏竟隻有瞿芬一個人枯坐於那個三十來平方米的客廳內。她為我開門前一定在抽煙。因為我不但一進門就聞到了一股濃烈的煙味，而且還瞥見茶幾上的煙缸裏堆滿了煙蒂，有一枚寸把長的沒有摁滅的煙屁股，正在冒著縷縷青煙。我的視力告訴我，瞿芬抽的是“萬寶路”，那種連許多男士都不敢問津的美利堅西部牛仔煙。
“鬼話連篇！”她冷笑著說，一雙大大的棕色的瞳孔閃著如金屬般的寒光的眼睛望定了我，“鳥為食死，人為財亡，在如今的商品社會裏，她還裝模作樣地把自己說得這麼清高，也就是——記者你別怪我把話說直了——也就是騙騙你們這些書呆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