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讀到潘小平的《城頭變幻大王旗——文壇這兩年》，發現潘小平對文學界的種種是非與爭執，隔岸觀火卻居高臨下，指點江山又大打出手，淩厲的個人意誌和強硬的判斷無不顯示出一種尖銳和霸氣。
我一直以為潘小平是一個棱角分明的男人。
在此之前潘小平的論文《歸來的流放者——新時期小說十年批判》、《新時期小說的理性精神》等，對中國當代文學現狀與發展前景的分析與思考，更多地是建立在對中國當代文學整體駕馭後，將宏觀把握和微觀解剖結合起來進行邏輯整合與梳理，我以為這項工作本來就不是女人做的，女人應該研究服飾和化妝，還有一些感情上的事情，諸如王菲離婚那一天是不是天空萬裏無雲。
等到我跟潘小平成為同事的時候，我才發現潘小平是一個素麵朝天從不化妝的女性，而且，她對明星們的婚變一無所知。
“怎麼會是一個女的？”我這樣想的時候，就免不了與潘小平多了一些文學上的對話，因為我也曾在文學評論的邊緣地帶混過一段日子，共同的興趣使我們有了一些共同話題。
後來，我們就有了一個聊天的小圈子，小圈子裏聊的都是一些杞人憂天的事，形而上的話題和純理性的表述方式使我們的聊天無疑具有了一種思想的品質，我們以理性的形式對抗禮崩樂壞無所適從的現實生活，並企圖尋找一條屬於自己的精神出路。然而，我們在酒桌上茶樓裏探討的話題總是很難達到完整的理性統一。爭吵是不可避免的。
潘小平比我們大幾歲，又做過多年的大學老師，資格偏老，但我們都把她當同性待，再加上她一再揚言“喜歡來自於男人的思想挑戰”，所以我們也就沒有多少紳士風度，常常爭得麵紅耳赤。
但我們仍然尊稱她“小平兄”。另一位以寫思想隨筆《冷言熱語》一書而知名的朋友趙昂說：在小平兄的視線裏，人隻有理性與非理性、文化與非文化的界線，而沒有男性與女性的區分。
潘小平是一個很隨意、很馬虎的人，她騎著經常被偷的自行車，穿梭在城市的陽光下，丟三落四，男性手提包的拉鏈經常忘了拉上，有一次，她騎上車，兩三千塊錢源源不斷地從包裏飛出來，弄得許多人以為天上掉下票子來了。她從來不知道自己的包裏有多少錢，多了少了，總是很糊塗。這倒不是她錢多，她就是這麼一個粗枝大葉的人。
這可能與她十二歲開始當家有關，也許與她早年在藝校練過功有關，弗洛伊德也曾提到過童年經驗對人一生的重要意義，因此，潘小平這些童年經曆在她身上表現出了男人的義氣，還有一分豪氣。她可以為朋友代寫職稱論文，也可以為朋友改寫小說，還有形形色色的應景式的痛苦文字，隻要是朋友找她的，想幹的不想幹的都接受了，她不會拒絕，也不會推托。說起這些事，潘小平總是說，“哎，沒辦法，我就這麼一個人”，頗有點寧可天下人負我我不負天下人的義氣。喝酒開始的時候，潘小平不動聲色，一旦遇到挑戰，她會當仁不讓，巾幗不讓須眉的豪氣油然而起。兩年前，中國青年出版社總編陳浩增來合肥，我們喝酒的時候，陳浩增說他喝八兩後將車從昌平開回北京，又快又穩，潘小平說她在河南曾放倒八個男的。兩人較上了勁，一桌六個人喝了五瓶，當場將中青社的另一個編輯喝趴了，陳浩增也喝得找不到樓梯了，東倒西歪地不知道是如何離開酒店的。去年我去北京開會，在中青社安排的一次聚會上，陳浩增向我問起了潘小平，隻說了一句，“潘小平厲害！”
所有的人都忘了，隻記住了潘小平。我以為他更多的是記住了酒喝多了留下的慘痛教訓。諸如此類的喝酒例子還有很多。
在這些義氣和豪氣之外，潘小平實際上是一個書卷氣很濃的讀書人，我最近看到了她寫的一個自傳《我的書齋生活》，自傳中彌漫著寧靜如水的氣息，她把有書讀看成生命的終極意義，她甚至公開說自己隻是“一個讀書人，而不是作家”。而且聲稱“做一個書齋文人，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