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商多半是文化人對商家的一種期待，雖然有些迂腐和一廂情願——卻也是一種美好的願望。
儒商的意義和價值並不僅僅在於文化本身，而在於文化的延伸。因為儒商的本質仍然是商而不是儒。但因為有了文化的內涵，儒商就有了不同尋常的品格，它意味著博學，意味著視野廣闊目光遠大，意味著大氣沉穩，意味著理性，意味著規範，意味著“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也意味著開拓創造和即興發揮，甚至有了某些詩人的意味。
如果說舊中國曾經產生過很多商人的話，新中國成立到七十年代末，中國的商人卻幾乎是斷代的。改革開放之後，在中國的大地上，差不多一夜之間冒出無數商人和企業家。這無疑是一件大好事，因為他們把一潭死水攪活了，他們是市場經濟的結果，又是市場經濟的土壤。
但毋庸諱言，在冒出來的無數商人和企業家中間，大量的是泥沙俱下，他們還很難稱得上是真正意義上的商人和企業家，很多隻是冒險家和投機者，或者叫小生意人。人們從小生產的汪洋大海中產生出來，決不可能具有現代企業家的素質和風範。他們對商人的理解是和對舊式商人的記憶緊緊連在一起的。或者更準確地說，他們中不少人隻是舊式商人劣習的繼承者。就像我們通常所看到的，某一地方首先做生意發財的，多是那些不務正業不走正道人品很差的二流子式的人物。由這些所謂的商人和企業家所組成的第一批商品大潮的弄潮兒，既攪活了一潭水，也攪渾了一潭水，因此就有了我們早些年所看到的而且至今還嚴重存在的市場混亂社會混亂：投機取巧、假冒偽劣、招搖撞騙、偷稅漏稅、目光短淺、為非作歹，等等。商人和企業家的不成熟反映了市場經濟的不成熟。一切都準備不足，一切都還來不及準備。
但我們無法跨越這個階段。
因此也就無法完全否定這批人的作用。因為他們的不安分，他們的欲望，他們的冒險精神，畢竟是長期以來國民精神中所欠缺的東西。當大多數善良的人還在心有餘悸，還在猶疑、觀望、不解乃至不懂的時候，正是他們奮力一躍，首先對市場經濟作出了響應。比如天津的禹作敏，就是這類人物中的一個。現在誰都可以詛咒禹作敏了，因為他已經是個犯人。但大邱莊的早期發展，無論如何都無法排除他的作用。禹作敏不是一個孤立的人，其實是一個禹作敏現象，這類人物全國有一大批。這是一批草莽英雄。先天不足的素質早已決定了他們的悲劇結局。這些人終將被逐步淘汰。
於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更多優秀的人投入商界和企業界。他們本來就有較高的素質，又站在第一批落潮者的肩膀上，因此出手不凡，始一亮相就顯出與最初的投機者們不同的麵貌。他們有靈通的國內外信息和對市場心理和趨勢的把握，懂得以產品質量和信譽取勝，懂得合法經營，懂得在政策允許的範圍內最大限度地利用政策，懂得怎樣包裝產品，也包裝自己，在任何事物上都懂得掌握一個“度”字。這些人逐漸成為商界和企業界的主流人物。原先的投機者們，要麼混不下去而氣喘籲籲地罷手，咬牙切齒地看著後來者居上；要麼及時調整自己，以至重新讀書學習三省其身，使自己的本事和靈魂都得到充實和完善，再以新的麵目出現。這後一類不乏其人，他們到底是聰明人。
總之，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規範化，新一代商人和企業家在大批產生。或者說，隨著新一代商人和企業家的誕生和成熟，市場經濟開始由無序進人有序狀態。在這個過程中（這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最有競爭力最具活力最有成就走得最遠的將是那些儒商。因為現代市場的競爭終將是高科技高智商的競爭。他們是商界和企業界最有學問的人（包括智囊團），也將是中國商界和企業界的中流砥柱。中國市場經濟的成敗，除了國家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將取決於他們。
那麼，呼喚儒商就不僅僅是文化人的一種期待和一廂情願了。
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