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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麵臨著日本侵略者、偽軍和國民黨頑固派的重重封鎖和包圍，防止特務破壞和反對奸細的鬥爭任務十分艱巨。從1937年3月到1938年底，邊區各級保安機關先後破獲特務漢奸破壞交通及軍事設施、井水投毒、暗殺抗日工作幹部及進步群眾、刺探邊區軍事情報等案件100多起。
1938年5月15日，由毛澤東起草，以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八路軍後方留守處主任蕭勁光的名義，發布了《陝甘寧邊區政府、八路軍後方留守處布告》。《布告》明確宣布：“當此抗戰緊張期間，凡在邊區境內從事陰謀破壞，或肆意搗亂，或勾引煽惑，或暗探軍情的分子，準許人民告發，證據確實者，準許就地逮捕，一經訊實，一律嚴懲不貸。”
1938年9月29日，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橋兒溝開幕，會議於11月6日閉幕。毛澤東代表中央政治局在大會上作了題為《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毛澤東要求“厲行鋤奸運動”。毛澤東指出：“共產黨員必須明白，揭發和清除奸細，是和擴大和鞏固民族統一戰線不能分離的。”毛澤東提出：“擴大共產黨和防止奸細混入”，要實行“大膽發展而又不讓一個壞分子侵入”的正確方針。
1939年3月5日，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高自立簽發命令，公布了《陝甘寧邊區民眾鋤奸委員會組織條例》，明確規定：“本條例為組織民眾，實行肅清漢奸、敵探、土匪以及一切企圖破壞抗戰建國，破壞邊區政權和人民利益之陰謀活動而製定之。”同年4月4日，陝甘寧邊區政府公布《陝甘寧邊區抗戰時期施政綱領》，其中規定：“厲行鋤奸工作，提高邊區人民的警覺性，徹底消滅漢奸、敵探、土匪的活動，以鞏固抗日後方。”本年，陝甘寧邊區政府分別提出《陝甘寧邊區抗戰時期戒嚴條例（草案）》《陝甘寧邊區懲治貪汙條例（草案）》《陝甘寧邊區抗戰時期懲治漢奸條例（草案）》《陝甘寧邊區抗戰時期懲治盜匪條例（草案）》。
從1939年至1940年間，邊區各級保安機關共破獲漢奸土匪案件176起，破獲破壞邊區政權建設、軍事建設及破壞抗戰動員案件147起。
1941年5月1日，《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在《新中華報》上公布。《綱領》第七條由毛澤東親自撰寫，其內容是：“改進司法製度，堅決廢止肉刑，重證據不重口供。對於漢奸分子，除絕對堅決不願改悔者外，不問其過去行為如何，一律實行寬大政策，爭取感化轉變，給以政治上與生活上之出路，不得加以殺害、侮辱、強迫自首或強迫其寫悔過書。對於一切陰謀破壞邊區分子，例如叛徒分子、反共分子等，其處置辦法仿此。”《綱領》於同年11月經邊區第二屆參議會第一次會議審議通過，1942年1月1日，由陝甘寧邊區政府正式公布施行。
1942年5月1日，陝甘寧邊區保安處在延安各界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集會上，根據投誠特務的指認，秘密逮捕了混入延安各機關學校的特務100多人。
國民黨頑固派在向陝甘寧邊區派遣特務的同時，還從邊區政權內部物色意誌不堅定分子，充當內奸。比如樊作材，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樊作材是鄜縣（今富縣）太樂區人，曾當過小學教員。1941年，樊作材當選為邊區參議員，並擔任鄜縣縣政府秘書。1942年2月，國民黨設在吉子現（屬鄜縣）據點的特務馬瑞祥，利用其與樊作材的連襟關係，把樊作材引誘到吉子現。在國民黨特務的威逼利誘下，樊作材充當了特務。國民黨特務機關給他布置的任務主要是破壞邊區政府法令的實行，秘密組織保甲，並刺探各方麵的情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