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學文深情回憶葉劍英
rihgt郝璐
前段時間整理資料時，發現了幾年前訪問李學文老人的記錄稿。遺憾的是記錄稿上沒有訪問時間。但記錄稿字字句句浸透著李學文老人對葉劍英的深切懷念，讀來頗為感人。現將記錄稿整理如下。
西安事變後，國共兩黨實現第二次合作，周恩來副主席和董必武以及葉劍英、鄧穎超等同誌受黨中央的重托，到國統區負責開展抗日救亡運動。我於1940年春天，被黨組織由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調往紅岩新村八路軍駐渝辦事處。1946年6月，辦事處遷往南京，不久全麵內戰迫在眉睫，我們已無法在國統區工作下去。翌年，我回到革命聖地延安學習。在重慶六年多的時間裏，我擔負的工作雖然是平凡的，但是重慶是國民黨的老巢，軍警憲特多如牛毛。他們四處活動，搞白色恐怖。黨的機關處在特務軍警嚴密包圍之中。我們就在這樣特殊環境下開展抗日救亡工作。我所受到的教育和嚴峻的考驗與延安以及解放區從事抗日活動相比較是有天淵之別的。下麵我將葉劍英元帥當時在重慶的活動情況，作片斷回憶，寄托我對前輩的哀思。
我第一次見到葉帥是在1940年春天，我和他是隨同周恩來副主席從西安到重慶的路上見麵的。我和他同乘一輛汽車，路途難行，大家都很勞累，可是他不顧自己疲勞，對我們問寒問暖，關懷備至，體現了革命戰爭年代官兵一致、親密無間的優良作風。我對這位叱吒風雲，聞名中外的政治家、軍事家久已懷著十分仰慕的心情。他身材高大，體魄魁梧，瀟灑溫雅，衣著樸素，舉止謙虛，平易近人，絲毫沒有那種趾高氣揚的神氣。
在重慶曾家岩50號周恩來公館，我是周副主席身邊的工作人員。那時周恩來、葉劍英、董必武、鄧穎超等同誌非常關心我的生活。他們經常詢問我：“你是第一次到南方來，氣候適應嗎？飲食習慣嗎？”他們對我的關心和愛護深深地感動著我。因此，我在生活中從不感到孤單，在工作中沒有感到困難。我的心裏始終充滿愉快。當時葉帥來重慶出席國民黨在這裏召開的全國參謀長會議。他作了《作戰與摩擦問題》的長篇發言，用大量事實宣傳我軍抗日的業績，駁斥國民黨頑固派對八路軍的種種誣蔑，取得廣泛的同情，被譽為“舌戰群儒”。
從1940年10月起，國民黨反動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10月9日和12月8日，國民黨用何應欽和白崇禧的名義發表了所謂“皓電”和“齊電”，大肆誣蔑英勇抗戰的八路軍和新四軍“破壞軍令、政令”，無理地強令我軍在一個月以內全部撤到黃河以北。我們堅決拒絕了這種無理要求，嚴詞駁斥了國民黨反動派的造謠誣蔑，同時我黨為了顧全大局，同意將皖南的新四軍撤到江北。這也是防止皖南新四軍在國民黨可能發動進攻時遭受損失的措施。
1940年7月7日是抗日三周年，葉帥向我們作形勢報告，內容有百團大戰的經過，極大地鼓舞了我們的鬥誌。
1940年1月的一天，我們全體工作人員歡天喜地慶祝《新華日報》創刊三周年。出席會議的有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博古、鄧穎超等人。會議進行中周副主席獲悉皖南事變的消息。他沉痛而又激憤地向大家宣布這一不幸事件。散會後領導們召開緊急會議，研究對付國民黨的具體方案，並做好他們突然襲擊的思想準備。周副主席不眠不休，連夜為《新華日報》題詞：“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鑒於還有大多數人對皖南事變真相還不十分了解，葉帥建議寫出一篇有力的文章，徹底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的真麵目，把真相原原本本地告訴中外人士。葉帥還主持了多種會議，對國民黨反動派和重慶一些報刊的造謠誣蔑一一駁斥，從而教育了人民，增強了我軍必勝的信心和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