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hgt王瑛 趙鵬 孫淩雲
1934年4月，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中央紅軍被迫踏上戰略轉移的征途。從10月17日中央紅軍主力五個軍團及中央軍委機關和直屬部隊8.6萬餘人開始長征，至1935年10月19日到達陝北，在長達一年的時間裏，中央紅軍先後八次選擇落腳點。現分述如下：
1.第一個落腳點
1934年10月長征初期，以博古、李德為首的“三人團”為了急於找到落腳點，企圖在軍事護衛下，奪路西進，實現與賀龍、任弼時領導的紅二、六軍團在湘西會合，創建根據地。但國民黨已洞察紅軍去向，並在贛南、湘粵邊、湘東南、湘桂邊構築四道封鎖線，安排重兵進行圍追堵截。紅軍利用敵軍間複雜的矛盾，成功地突破三道封鎖線後，蔣介石調集25個師數十萬大軍，兵分五路前堵後追，企圖消滅紅軍於湘江之側。
麵對敵軍大兵逼近，博古、李德束手無策，隻是命令部隊硬打死拚。為了突破國民黨的第四道封鎖線，11月25日，中革軍委決定紅軍搶渡湘江。11月27日17時，中央領導機關和紅軍大部渡過湘江。湘江戰役是中央紅軍長征以來最壯烈的一戰。紅軍以饑餓疲憊之師苦戰五晝夜，終於粉碎了蔣介石圍殲紅軍於湘江以東的企圖。但紅軍為此也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中央紅軍和中央機關人員由長征出發時的8.6萬餘人銳減至3萬餘人。而博古、李德卻無視敵情，仍堅持按原計劃向湖南西部轉移，這使紅軍又處在一個非常危急的時刻。
2.第二個落腳點
在這危急關頭，毛澤東根據敵我雙方的軍事態勢，建議中央紅軍放棄北上同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的計劃，立即轉向西，到敵軍力量比較薄弱的貴州去開辟新的根據地。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貴州省黎平縣召開政治局會議（也稱黎平會議）。會議根據毛澤東的發言起草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指出：“政治局認為新的根據地區應該是川黔邊區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地區，在不利的條件下應該轉移至遵義西北地區。”會議決定在川黔邊建立新的根據地。
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使大家逐漸覺悟到，這是貫徹執行錯誤的軍事指揮方針的結果。王稼祥、張聞天、周恩來、朱德等同博古、李德等人的分歧越來越大，在這種形勢下，召開一次政治局會議，糾正錯誤，總結經驗教訓已是迫在眉睫。
3.第三個落腳點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即遵義會議）。會議由博古主持，並作了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博古以強調種種客觀原因為借口，對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作了一些檢討。毛澤東對博古、李德在軍事上指揮上的錯誤進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評，並闡述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問題和此後在軍事上應該采取的方針。會議最後指定張聞天起草決議。決議充分肯定毛澤東等指揮紅軍多次取得反“圍剿”勝利采取的戰略戰術的基本原則。同時，明確指出博古、李德在軍事的單純防禦路線，是我們不能粉碎敵人第五次“圍剿”的主要原因。
遵義會議明確地回答了紅軍的戰略戰術的是非問題，指出博古、李德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同時改變中央的領導特別是軍事領導，解決了黨內所麵臨的最迫切的組織問題和軍事問題，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開始確立毛澤東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1月20日，紅軍總司令部製定了《渡江作戰計劃》，提出：基本作戰方針是由黔北經川南渡江後與紅四方麵軍實行總反攻，“爭取赤化四川”。
4.第四個落腳點
蔣介石為阻擊中央紅軍北進四川同紅四軍會合，或東出湖南同紅二、紅六軍團會合，部署其嫡係部隊和川、黔、湘、滇、桂五省地方部隊的數十萬兵力，從四麵八方向遵義地區推進，企圖在遵義一帶圍殲紅軍。在這種情況下，紅軍依照毛澤東的戰略戰術思想，機動靈活地打敵人，經常轉移作戰地區。1935年2月16日，新的中央和中央軍委發布了《告全體紅軍指戰員書》，決定了新方針：“決定停止向北發展，而最後決定在雲、貴、川三省地區中建立根據地。”
5.第五個落腳點
紅軍在毛澤東靈活機動的戰略方針指揮下，於1935年2月19日、20日，在四川古藺縣的太平渡二郎灘向東渡過赤水河，重入貴州，奇襲婁山關，再占遵義城。此後，紅軍共擊潰和殲滅敵軍兩個師又八個團。這是中央紅軍長征以來取得的最大的一次勝利，鼓舞了紅軍的鬥誌。蔣介石又重新調整部署，指揮多路敵軍向遵義、鴨溪一帶合圍。紅軍再次轉兵西進，於3月16日至17日三渡赤水，重入川南。此時，蔣介石以為紅軍又要北渡長江，急忙調動重兵圍堵。紅軍突然又揮師東進，折返貴州，於3月21日晚至22日四渡赤水。當各路敵軍紛紛向貴陽以東開進時，紅軍的主力已神速地向西北方向前進。4月29日，中革軍委根據金沙江兩岸空虛，電令各軍團突破金沙江。並決定在川西建立根據地，經過七天七夜的艱苦奮戰，紅軍在絞車渡勝利渡過金沙江。從此，中央紅軍擺脫了敵軍的追堵攔截，徹底粉碎了蔣介石圍殲紅軍於川、滇邊境的計劃，取得了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