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童年，會與一首歌曲有關，無論他生在城裏或是鄉下。歌聲像窗簾的繩子，一拉，就展露外邊的風景。這風景是童年的。
誇大一些說，每人的童年選中的歌曲，或者說歌曲選中的童年，都有某種神秘的味道。就像作家與給自己講故事的外婆的關係那樣。歌聲對兒童的影響是巨大的。他們最喜歡唱歌。唱歌對他們不是藝術，而是人生。旋律與歌詞在孩子的心裏會滋長發芽，最後成為一株占據心房的樹，蓬勃四張。
在童年，對我影響最大的歌是《美麗的哈瓦那》，它原來的歌名也許並不是這樣，但我喜歡這樣叫。這首歌的背景與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我國反美的政治形勢有關，這是後來知道的。我不願知道這些，因為它與我同此歌的淵源相去太遠。
小時候，我是內向羞怯的孩子，即所謂“內宇宙”大於“外宇宙”的人。我坐在家裏紅磚房的牆跟下時，冬夜把被子蒙住腦袋幻想時，趴在地上睽視一朵野花淺黃的葉瓣時，我就唱《美麗的哈瓦那》。
“美麗的哈瓦那，那裏有我的家；明媚的陽光照進屋，門前開紅花。”
多麼美好的歌曲，像從心裏淌出的泉水一樣，滴答滴答，滋潤了童年的夢。我不知哈瓦那是什麼，但那必是天堂。所謂美好、所謂幸福，莫過於這樣的情景：“明媚的陽光照進屋，門前開紅花。”我凝視早上射進屋裏的陽光，它們穿過方形的玻璃斜入，像電影院的光束一樣。窗上六塊玻璃必射入六束方正的陽光，中間相互隔著。太陽慷慨，每天給我同樣多的陽光。而我更加憧憬的，是另一種奇跡的出現：即在每一天早上拉開家門，撞在門口站立一棵與我一樣高的大紅花上，我會摟住大紅花，和它貼臉。這棵大紅花是我的朋友，我的恩人和我的神。那時候，我打開門，陽光一擁而入，我因此用手遮擋眼睛的時候，都在找這棵大紅花。如果大紅花真的出現了，我會流下眼淚，對它說出心裏所有不想告訴別人的話。我認為，大紅花不是花池裏日日夜夜站著的那種花。譬如我家種過的掃帚梅與江西臘，大紅花很紅，當然也大。它要像遠道的親戚一樣站在我家門口的正中。
大紅花一次也沒有出現，然而我不失望。因為我唱一遍歌，它已在心裏出現了一次。
多麼純潔的旋律，它使每個孩子相信這是真切不可懷疑的理想與現實，事實上我們從未懷疑過，美好是不可懷疑之物。對這首歌，我不知道唱過多少遍。對未來的所有期望，這首歌都涵蓋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及其他，無非是純潔與美好而己。
音樂，作為一種訴諸聽覺的藝術，不僅能夠寄托美好，還可以承載憂傷。“文革”時，當我父親被關押起來之後，四口之家少了一人，我想念他（而並不是思考他為什麼被抓起來）時，我一遍又一遍地唱這首歌，不覺淚水盈眶。
1989年，我見到友人閻江濱。他說“文革”時，他當旗委書記的父親被關押後，他和姐姐並肩坐在黃河邊上，對著又大又紅的殘陽，反複唱《美麗的哈瓦那》，唱到天黑時才回家。我驚訝於這種巧合，一時怔忡。社會在我們手上放上一碗純潔，又粗暴地將其打落。我們（“文革”中剛剛懂事的孩子）曾哭著從地上撿拾過純潔的碎片。
什麼樣的歌有什麼樣的童年。童年如果唱《大刀向鬼子頭上砍去》性格也許強悍，如果唱《四季歌》會纏綿，如果唱《聖母頌》則無法與汙濁共處。我猜測，中國美麗而天才的女小提琴家顧聖嬰，也許是唱著“阿路裏亞”長大，此曲有天國的精純透明，然而她在“文革”中自盡了。我有時想，《美麗的哈瓦那》作為古巴國歌也合適，雖然這是中國音樂家李劫夫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