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台北計劃裏原本有一處建築，大安區濟南路二段69號，據說是一幢古老而破舊的日式樓房。1986年11月6日，楊德昌、侯孝賢、陳國富、賴聲川、吳念真、焦雄屏等54名台灣青年電影人就是在這裏簽訂了“台灣電影宣言”。當時這裏正是楊德昌的家。
但我後來猶豫了很久還是沒有去尋這老屋。按理說這裏算是楊德昌的故居，可我又不想把它稱為故居，傳言蔡琴仍然一直住在那裏。懷著極其複雜和糾結的情緒，我選擇了放棄。
再後來，我聽說，其實早幾年那樓房就已被一爿嶄新店麵代替，台灣電影那一段曆史的物質痕跡就這樣消逝。
楊德昌的電影我看得很少，第一部是《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當時是因為它的名氣才買了回來。那時候去影像店淘碟是每周最快樂的時光，在成千張的影碟中找出自己想要的電影，我通常一次買上幾十張回家。但我看電影的速度遠遠跟不上我買電影的速度，於是很多就躺在書櫃裏蒙上灰塵。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留給我的印象，是昏暗的畫麵和模糊的人物，我沒有看完長達四小時的電影。這是記憶中唯一的一部虎頭蛇尾的電影，有時候一次沒有看完，我會再找時間繼續，隻要開了頭就堅持看到結尾。這是個例外。
《一一》買回來也在書櫃裏繼續蒙灰。楊德昌和蔡琴分開了，關於他們十年婚姻的種種細節流傳甚廣，做為蔡琴的歌迷，她進入我的視野遠遠比楊德昌早得多，我不可免俗地對楊德昌有了偏見。蔡琴的歌裏我喜歡《張三的歌》，每次看見她在黑白的MV裏唱，“我要帶你到處去流浪/走遍世界各地去觀賞/沒有煩惱沒有那悲傷/自由自在身心多開朗”，心中便為她憤憤不平。
等我看《一一》的時候，楊德昌已經去世。2009年我去北京的電影博物館，看見那裏對他的介紹，還沒有將生年卒月更改過來，突然動了心思想看他的電影。對於一個已經離開的導演，這也是一種尊敬和紀念，哪怕我對他的偏見依然還在。
從前的《一一》已經找不著蹤影，曾經花費那麼多心思帶給我那麼多滿足的整書櫃的影碟，在那幾年的輾轉中所剩無幾。我到網絡上找到了這部電影。
長達3小時的電影結尾，洋洋在婆婆的葬禮上念了一段自己寫的話。他說，婆婆，我好想你，尤其是我看到那個還沒有名字的小表弟，就會想起，你常跟我說，你老了，我很想跟他說，我覺得，我也老了。
看到這裏我的淚水奪眶而出。電影字幕在鏗鏘的鋼琴聲中緩緩移動，我把自己一個人關在房間裏，任憑淚水嘩嘩流淌。我本來以為七歲的洋洋是這電影裏最簡單的人，誰知道他心裏竟然承受著這些。
我到這時候才明白，談戀愛要在對的時候遇到對的人，看電影也要在對的時候看到對的電影。如果我在更年輕的時候看《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可能就會把它看完。幸而我在不再年輕之時才看《一一》，因此我也看完。
對於楊德昌與蔡琴的婚姻傳言，第一次看過《一一》我便釋然。感情其實就像一加一等於二那麼簡單，但它又像一加一不等於二那麼複雜。那麼，我又何必糾結楊德昌、蔡琴和彭鎧立，他們究竟孰是孰非。得知楊德昌去世的消息，蔡琴最讓我難忘的一句話是，“我感謝主在他生命結束前，是與他的最愛在一起”，這是怎樣的女子和怎樣的感情。
後來我又多次看這部電影。每一次的感觸都有所不同。很多時候我喜歡看著吳念真扮演的簡南俊，他演戲絲毫不遜色於編劇，看著他因為出差在日本跟三十年前的初戀女友重逢，雖然都知道彼此是真愛，卻無法重新開始。回家後簡南俊坐在床上跟妻子說話，說她不在的時候，他有機會去過了一段年輕時候的日子。本來以為，再活一次的話，也許會有什麼不一樣，結果，還是差不多，沒什麼不同。隻是突然覺得，再活一次的話，好像，真的沒那個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