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41年，張大千剛到敦煌不久，關於他的流言飛語已起，甚至連甘肅省主席穀正倫直接來電“警告”他，迫使張大千的臨摹壁畫工作還未完成，就灑淚離開了敦煌。他回到內地後，連續在蘭州、成都、重慶舉辦了聲勢浩大的“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展覽”，使神州大地刮起了一股“敦煌旋風”，為敦煌學和敦煌藝術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與此同時，流言飛語也四處飛揚。1946年，張大千在西安舉行畫展期間，好評如潮。可一篇小報登載的《西遊記行》的文章，卻肆意以“某畫師可惡”為標題，說“某畫師”為了“獵奇與盜寶”，在臨摹敦煌壁畫時，肆意在壁頭上亂挖亂掘，“破壞了無數精美壁畫”，“令人感到十分痛心”。文章的作者大罵“某畫師”，認為“可惡，可惡，太可惡”、“該死，該死，真該死！”
張大千看到這篇含沙射影、帶有強烈攻擊性的文章，非常氣憤。他在上海舉辦畫展時，聽說敦煌藝術研究所在常書鴻的領導下，剝下表層已剝落的牆皮後，發現了敗壁下精美的初唐壁畫，上麵還有唐太宗貞觀十六年（642）的題記，極為興奮。他很想去看看，再到甘肅、新疆等地的石窟去看看。當他將想重返敦煌的消息透露給報界後，竟然引起了軒然大波，甘肅某些上層人物強烈反對張大千再返敦煌。張大千重返敦煌的計劃被迫流產。
1948年7月，甘肅省參議會第一屆第六次大會上，國民黨甘肅省黨部執行委員兼敦煌縣參議員郭永祿突然發難，指控張大千對敦煌壁畫進行了“大量破壞”和“大量竊取”，“並在南京公開買賣贈送，罪惡極大，民憤滔天。”一石激起千重浪，郭永祿的控告立即在甘肅省參議會上引起轟動。郭永祿等人提交的控告提案，經過大會的討論、修改後正式通過，提案標題如下：
建議省政府轉請教育部，嚴辦借名罔利敦煌古跡之張大千，以重曆史文化而儆效尤。
甘肅省參議會及甘肅省省政府，在提出控案之後，還派人行文，遍告全省各地，尤其是敦煌地區，調查、搜集張大千的所謂“犯罪事實”，並向全國各地散發了《張大千在敦煌的十大罪狀》。
後來，經過了種種調查，不知耗費了多少人力、物力和財力，1949年召開的甘肅省參議會第一屆第七次會議，終於作出了他們在上次大會上控告張大千“破壞敦煌壁畫”一案的最後結論：
省府函複：查此案先後呈奉教育部及函準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電複：張大千在千佛洞，並無毀損壁畫事情。
這是甘肅省參議會在經過對張大千的全麵和反複“查究”之後，所作出的官方最後的正式結論。這個結論明確表示，張大千是清白的、無辜的，他並沒有破壞敦煌壁畫。但是，甘肅省參議會在得出這個結論後，並未馬上將此正式結論公諸社會，澄清真相，以正視聽，並立即向張大千公開賠禮道歉，恢複名譽，挽回影響。匪夷所思的是，不知出於什麼目的，他們不但未將這個結論公之於眾，反而鎖進深宮，嚴加“保密”。就這樣，這個官方的正式結論，不但連當時的南京政府不知曉，後來的北京中央人民政府不知曉，甚至連張大千本人也毫不知曉，乃至到死，他一直被蒙在鼓裏，一直背著這口永遠卸不掉的“大黑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