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千從印度的大吉嶺回到香港並舉辦了一個畫展，作品全部賣出，自然又有了一大筆收入。這時他開始考慮究竟哪兒適合自己居住和發展繪畫事業。他的好友張目寒從台灣來信，說自己舉家遷到台灣，安居樂業，其樂融融，勸張大千也去台灣看看，一來敘敘舊，二來也可以一起商量商量張大千究竟把家安在哪。
張大千到了台北後，老友台靜農、大風堂弟子孫雲生等人，還有台灣書畫界、鑒藏界的一些著名人物，紛紛來旅館拜會他。他在台靜農的陪同下前去當時還沒有對外開放的台北“故宮博物院”。那兒主要收藏著國民黨政府從大陸撤退時從北平故宮博物院以及原中央博物院籌備處運走的曆史文物及保存在熱河及沈陽清朝行宮的部分文物，總數達二十四萬餘件，蔚為壯觀，藏品豐富。
麵對台北故宮如此眾多的珍貴文物古跡與經典法書名畫，張大千看得如癡如醉，流連忘返。之後他又去了台灣的文化中心台中，對環境清幽、整潔漂亮的台中印象十分好，尤其是那裏寺廟裏的雕塑，莊嚴肅穆、古色古香，張大千對此讚美不絕。
通過一個多月在台灣的居住考察，張大千發現，台灣處於百業待興階段，經濟蕭條，民眾生活清苦，繪畫所需的較好一點的材料都無從購得，他想起李瑞清老師的話：“賣畫此種營業，須得局勢平靜，市麵好，人才思及此裝飾品，非野雞之能到處捉人也……”而且，張大千也覺得，要創作出質量高妙的藝術作品，必須是在和平的環境下才能產生。於是，他收拾好行李，離開台灣來到了香港。
張大千的兒子張心一、侄女張心嘉、侄子張心德、兒子張心澄相繼來到香港，家裏笑聲盈盈，十分熱鬧。可越來越多的人口使原先的住房顯得十分狹小，開支也日益增大，關於今後的生路問題，成了張大千經常考慮的大事情。
就在此時，徐悲鴻從北京發了一封信，談及他自己的近況及新中國的新氣象，然後力勸張大千回國發展，最好去北京，與他一道工作，並表示這不僅僅是他一個人的意思，葉淺予等人也非常希望他能回國，請他慎重考慮一下。至於張大千回國後的工作問題，已經安排妥當，如果他不願意在全國美協負責，那就就任即將成立的北京畫院的院長一職。希望他為繁榮新中國的藝術事業，發揮出更大的光和熱。
等這封信輾轉送到張大千手裏時，前後已經耽擱了一年。而這一段時期內，徐悲鴻由於操勞過度，突發腦溢血，經過一星期的搶救才脫離危險，一直在家養病。張大千對徐悲鴻的病情十分擔憂，默默地祈禱老友能早日康複。然而，他因此也產生了疑問：悲鴻病重，前景難卜，自顧不暇，如果自己回去，又去找誰呢？
從子侄的口中，張大千聽到了兩件令人十分震驚的事：張大千的大夫人曾正容被拉上鬥爭台，與住在金牛壩的“有錢人”一起接受了幾次轟轟烈烈的“陪鬥教育”，把個老實巴交的家庭婦女嚇得半死；另外一件事就是：張大千家分到了1000份公債——即需要購買6000斤大米，1500斤麵粉，白細布4000尺和16000斤的煤炭。自張大千走後，張家一下子斷了收入，可這筆巨款又到哪去籌集？
張大千當時在印度，因為賣不出畫也是一籌莫展，哪裏有錢寄回去買公債呢？向國內的老友求援，都毫無辦法。曾正容隻好將金牛壩的房子抵了1000份公債。從此，張大千家連房子也沒了，又怎麼能奢談“安居樂業”呢？張大千聽到上述消息，心情十分沉痛。
張大千對回祖國的擔憂除了以上兩點外，還有一些其他的顧慮：在收入上，大陸的書畫家的生活狀況都非常困難，齊白石老人曾給他來過一封信，信中談及北京解放後的新變化，人民政府對他的熱情態度，也希望大千不妨回國去看看。然後話鋒一轉，說現在畫賣不出去，生活很苦，想寄兩幅畫給大千，請他代為出售，每幅隻要能賣出50美元或100美元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