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論》譯本序(1 / 3)

蒲力汗諾夫(George Valentinovitch Plekhanov)以一八五七年,生於坦木皤夫省的一個貴族的家裏。自他出世以至成年之間,在俄國革命運動史上,正是智識階級所提倡的民眾主義自興盛以至凋落的時候。他們當初的意見,以為俄國的民眾,即大多數的農民,是已經領會了社會主義,在精神上,成著不自覺的社會主義者的,所以民眾主義者的使命,隻在“到民間去”,向他們說明那境遇,善導他們對於地主和官吏的嫌憎,則農民便將自行蹶起,實現自由的自治製,即無政府主義底社會的組織。

但農民卻幾乎並不傾聽民眾主義者的鼓動,倒是對於這些進步的貴族的子弟,懷抱著不滿。皇帝亞曆山大二世的政府,則於他們臨以嚴峻的刑罰,終使其中的一部分,將眼光從農民離開,來效法西歐先進國,為有產者所享有的一切權利而爭鬥了。於是從“土地與自由黨”分裂為“民意黨”,從事於政治底鬥爭,但那手段,卻非一般底社會運動,而是單獨和政府相鬥爭,盡全力於恐怖手段——暗殺。

青年的蒲力汗諾夫,也大概在這樣的社會思潮之下,開始他革命底活動的。但當分裂時,尚複固守農民社會主義的根本底見解,反對恐怖主義,反對獲得政治底公民底自由,別組“均田黨”,惟屬望於農民的叛亂。然而他已懷獨見,以為智識階級獨鬥政府,革命殊難於成功,農民固多社會主義底傾向,而勞動者亦殊重要。他在那《革命運動上的俄羅斯工人》中說,工人者,是偶然來到都會,現於工廠的農民。要輸社會主義入農村中,這農民工人便是最適宜的媒介者。因為農民相信他們工人的話,是在智識階級之上的。

事實也並不很遠於他的豫料。一八八一年恐怖主義者竭全力所實行的亞曆山大二世的暗殺,民眾未嚐蹶起,公民也不得自由,結果是有力的指導者或死或因,“民意黨”殆瀕於消滅。連不屬此黨而傾向工人的社會主義的蒲力汗諾夫等,也終被政府所壓迫,不得不逃亡國外了。

他在這時候,遂和西歐的勞動運動相親,遂開始研究馬克斯的著作。

馬克斯之名,俄國是早經知道的;《資本論》第一卷,也比別國早有譯本;許多“民意黨”的人們,還和他個人底地相知,通信。然而他們所竭盡尊敬的馬克斯的思想,在他們卻僅是純粹的“理論”,以為和俄國的現實不相合,和俄人並無關係的東西,因為在俄國沒有資本主義,俄國的社會主義,將不發生於工廠而出於農村的緣故。但蒲力汗諾夫是當回憶在彼得堡的勞動運動之際,就發生了關於農村的疑惑的,由原書而精通馬克斯主義文獻,又增加了這疑惑。他於是搜集當時所有的統計底材料,用真正的馬克斯主義底方法,來研究它,終至確信了資本主義實在君臨著俄國。一八八四年,他發表叫作《我們的對立》的書,就是指摘民眾主義的錯誤,證明馬克斯主義的正當的名作。他在這書裏,即指示著作為大眾的農民,現今已不能作社會主義的支柱。在俄國,那時都會工業正在發達,資本主義製度已在形成了。必然底地隨此而起者,是資本主義之敵,就是絕滅資本主義的無產者。所以在俄國也如在西歐一樣,無產者是對於政治底改造的最有意味的階級。從那境遇上說,對於堅執而有組織的革命,已比別的階級有更大的才能,而且作為將來的俄國革命的射擊兵,也是最為適當的階級。

自此以來,蒲力汗諾夫不但本身成了偉大的思想家,並且也作了俄國的馬克斯主義者的先驅和覺醒了的勞動者的教師和指導者了。

但蒲力汗諾夫對於無產階級的殊勳,最多是在所發表的理論的文字,他本身的政治底意見,卻不免常有動搖的。

一八八九年,社會主義者開第一次國際會議於巴黎,蒲力汗諾夫在會上說,“俄國的革命運動,隻有靠著勞動者的運動才能勝利,此外並無解決之道”的時候,是連歐洲有名的許多社會主義者們,也完全反對這話的;但不久,他的業績顯現出來了。文字方麵,則有《曆史上的一元底觀察的發展》(或簡稱《史底一元論》),出版於一八九五年,從哲學底領域方麵,和民眾主義者戰鬥,以擁護唯物論,而馬克斯主義的全時代,也就受教於此,借此理解戰鬥底唯物論的根基。後來的學者,自然也嚐加以指摘的批評,但什維諾夫卻說,“倒不如將這大可注目的書籍,向新時代的人們來說明,來講解,實為更好的工作”雲。次年,在事實方麵,則因他的弟子們和民眾主義者鬥爭的結果,終使紡紗廠的勞動者三萬人的大同盟罷工,勃發於彼得堡,給俄國的曆史劃了新時期,俄國無產階級的革命底價值,始為大家所認識,那時開在倫敦的社會主義者的第四次國際會議,也對此大加驚歎,歡迎了。

然而蒲力汗諾夫究竟是理論家。十九世紀末,列寧才開始活動,也比他年青,而兩個人之間,就自然而然地行了未嚐商量的分業。他所擅長的是理論方麵,對於敵人,便擔當了哲學底論戰。列寧卻從最先的著作以來,即專心於社會政治底問題,黨和勞動階級的組織的。他們這時的以輔車相依的形態,所編輯發行的報章,是Iskra(《火花》),撰者們中,雖然頗有不純的分子,但在當時,卻盡了重大的職務,使勞動者和革命者的或一層因此而奮起,使民眾主義派智識者發生了動搖。

尤其重要的是那文字底和實際的活動。當時(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一年),革命家是都慣於藏身在自己的小圈子中,不明白全國底展望的,他們不悟到靠著全國底展望,才能有所達成,也沒有準確的計算,也不想到須用多大的勢力,才能得怎樣的成果。在這樣的時代,要試行中央集權底黨,統一全無產階級的全俄底政治組織的觀念,是新異而且難行的。《火花》卻不獨在論說上申明這觀念,還組織了“火花”的團體,有當時錚錚的革命家一百人至一百五十人的“火花”派,加在這團體中,以實行蒲力汗諾夫在報章上用文字底形式所展開的計劃。

但到一九〇三年,俄國的馬克斯主義者分裂為布爾塞維克(多數派)和門塞維克(少數派)了,列寧是前者的指導者,蒲力汗諾夫則是後者。從此兩人即時離時合,如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時的希望俄皇戰敗,一九〇七至一九〇九年的黨的受難時代,他皆和列寧同心。尤其是後一時,布爾塞維克的勢力的大部分,已經不得不逃亡國外,到處是墮落,到處有奸細,大家互相注目,互相害怕,互相猜疑了。在文學上,則****盛行,《賽寧》即在這時出現。這情緒且侵入一切革命底圈子中。黨員四散,化為個個小團體,門塞維克的取消派⒁,已經給布爾塞維克唱起挽歌來了。這時大聲叱吒,說取消派主義應該擊破,以支持布爾塞維克的,卻是身為門塞維克的權威的蒲力汗諾夫,且在各種報章上,國會中,加以勇敢的援助。於是門塞維克的別派,便嘲笑“他垂老而成了地下室的歌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