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開明書店中學生雜誌社
編輯先生:
這一封信,不知道能否給附載在《中學生》上?事情是這樣的——
《中學生》新年號內,鄭振鐸先生的大作《宋人話本》中關於《唐三藏取經詩話》,有如下的一段話:“此話本的時代不可知,但王國維氏據書末:‘中瓦子張家印’數字,而斷定其為宋槧,語頗可信。故此話本,當然亦必為宋代的產物。但也有人加以懷疑的。不過我們如果一讀元代吳昌齡的《西遊記》雜劇,便知這部原始的取經故事其產生必定是遠在於吳氏《西遊記》雜劇之前的。換一句話說,必定是在元代之前的宋代的。而‘中瓦子’的數字恰好證實其為南宋臨安城中所出產的東西,而沒有什麼疑義。”
我先前作《中國小說史略》時,曾疑此書為元槧,甚招收藏者德富蘇峰先生的不滿,著論辟謬,我也略加答辨,後來收在雜感集中。所以鄭振鐸先生大作中之所謂“人”,其實就是“魯迅”,於唾棄之中,仍寓代為遮羞的美意,這是我萬分慚而且感的。但我以為考證固不可荒唐,而亦不宜墨守,世間許多事,隻消常識,便得了然。藏書家欲其所藏版本之古,史家則不然。故於舊書,不以缺筆定時代,如遺老現在還有將儀字缺末筆者,但現在確是中華民國;也不專以地名定時代,如我生於紹興,然而並非南宋人,因為許多地名,是不隨朝代而改的;也不僅據文意的華樸巧拙定時代,因為作者是文人還是市人,於作品是大有分別的。
所以倘無積極的確證,《唐三藏取經詩話》似乎還可懷疑為元槧。即如鄭振鐸先生所引據的同一位“王國維氏”,他別有《兩浙古刊本考》兩卷,民國十一年序,收在遺書第二集中。其卷上“杭州府刊版”的“辛,元雜本”項下,有這樣的兩種在內——
《京本通俗小說》《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三卷是不但定《取經詩話》為元槧,且並以《通俗小說》為元本了。《兩浙古本考》雖然並非僻書,但中學生諸君也並非專治文學史者,恐怕未必有暇涉獵。所以錄寄貴刊,希為刊載,一以略助多聞,二以見單文孤證,是難以“必定”一種史實而常有“什麼疑義”的。
專此布達,並請撰安。
魯迅啟上。一月十九日夜。
關於小說題材的通信(並Y及T來信)
L.S.先生:
要這樣冒昧地麻煩先生的心情,是抑製得很久的了,但像我們心目中的先生,大概不會淡漠一個熱忱青年的請教的吧。這樣幾度地思量之後,終於唐突地向你表示我們在文藝上——尤其是短篇小說上的遲疑和猶豫了。
我們曾手寫了好幾篇短篇小說,所采取的題材:一個是專就其熟悉的小資產階級的青年,把那些在現時代所顯現和潛伏的一般的弱點,用諷刺的藝術手腕表示出來;一個是專就其熟悉的下層人物——在現時代大潮流衝擊圈外的下層人物,把那些在生活重壓下強烈求生的欲望的朦朧反抗的衝動,刻劃在創作裏麵,——不知這樣內容的作品,究竟對現時代,有沒有配說得上有貢獻的意義?我們初則遲疑,繼則提起筆又猶豫起來了。這須請先生給我們一個指示,因為我們不願意在文藝上的努力,對於目前的時代,成為白費氣力,毫無意義的。
我們決定在這一個時代裏,把我們的精力放在有意義的文藝上,借此表示我們應有的助力和貢獻,並不是先生所說的那一輩略有小名,便去而之他的文人。因此,目前如果先生願給我們以指示,這指示便會影響到我們終身的。雖然也曾看見過好些普羅作家的創作,但總不願把一些虛構的人物使其翻一個身就革命起來,卻喜歡捉幾個熟悉的模特兒,真真實實地刻劃出來——這脾氣是否妥當,確又沒有十分的把握了。所以三番五次的思維,隻有冒昧地來唐突先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