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9月28日，一個來自縣城的電話，吵醒了我的午覺。我那遠在五百公裏之外的三伯田世良吞下最後一口井水，終於咽氣。滿姐夫後來告訴我，那時穀裏屯的太陽正好西偏。這是我最熟悉不過的季節，草尖上螞蚱飛舞，坡地和山溝全是鳥叫，山南山北的稻穀一片金色，從吹過來的風裏你已經初步聞到大米飯的味道。
放下電話，我閉了一會兒眼睛，目的是想看一看鄰居們在悲傷（不排斥虛假的成分）中跑動，雞飛蛋打，幾串回潮的鞭炮被香煙點燃。狗們都不說話。我也不說話，坐在城市的書桌前，把一聲長長的歎氣（也僅僅是一聲歎氣）從胸口吐出，它掀翻了我正準備拿去換稿費的一頁稿紙。
十幾年來，這樣的消息不計其數。對於死人，我幾近麻木，甚至把所有因死亡的裙帶關係而展示出來的痛苦，統稱為“痛苦比賽”。這種心態，使我輕易不敢觸摸過去。但有時捏捏自己膘肥的肉，總是感覺到它就像一根刺躲在裏麵，不時會劃破我的手指。於是我現在就把它從肉裏擠出來，使自己在短暫的痛中獲得長久的舒心。
認真地想一想，我的回鄉總是和奔喪緊密地聯係在一起，除了春節和因公出差的路過。第一次奔喪是在1991年的9月，我在中越邊境開筆會。那時的通訊還沒有今天這麼發達，褲兜裏也揣不起手機。我的朋友秦義勇和黎平多方打聽幾經周折，才把電話打到我住的招待所。接到電話已是深夜十一點，離父親的過世已經八個多小時。盡管那是個酷暑炎熱的季節，但是我接電話的手如同遠在桂西北的父親的屍體一樣冰涼。我在深夜裏上路，由南向北七百公裏，縱穿廣西全境。等我撲到我家老屋前時，已經是第二天的深夜十一點了。鄉親們曾停著父親的靈柩一直等我到第二天下午五時，太陽就要落下去，山坳上仍然沒有出現我的身影。他們想我是趕不回來了，天氣又那麼悶熱，不如把父親葬了吧。於是他們自作主張，在夕陽的餘溫中，把我的父親抬上後山。那一刻裝著我父親的棺材在夕陽下全身通紅，它把所有扛它的人都烤出了汗水。鄉親們用那種貧瘠的黃泥巴嚴嚴實實地蓋住父親。他們在往棺材上填泥巴的時候，除了罵我是一個不肖子孫之外，根本沒有想到，我正在朝著穀裏飛奔，在和我一點兒也沒有關係的盤山公路上飛奔，心裏隻恨自己不能飛。
但是我知道一切都太晚了，父親最後留給我的隻是一堆泥土。大姐夫攤開他那雙微微有些變形上麵遍布傷口的雙手，我看見幾十塊錢從他的手掌裏跳出來。那是我送給父親的錢，他一分也沒舍得花就死掉了。這時，一種對話的渴望湧上心頭，我想讓父親知道他的兒子回來了。但是他聽不到我的聲音，而實際上我也沒有發出聲音。也許隻有輪番的刺耳的鞭炮，還能讓躺在泥土裏的尚未變質的父親感知我的回來。好在我事先已有預料，當我聽到父親逝世的消息時，第一個反應就是買鞭炮。現在它終於派上了用場，我用它代替我，向父親發出聲音。也就是從那一天開始，每一次回鄉，不管是不是該燃鞭炮的日子，我都要在父親的墳頭燒一掛鞭炮，十年而不中斷，以至於一聽到鞭炮聲，鄉親們就知道是我回來了。
那時候大姐夫是跟我一起放鞭炮的人，但是到了第二年春天，一個跟我放鞭炮的人突然從我的視線裏消失了。他在勞累一天之後，喝酒過度吐血身亡。這個消息到來的時候有些神秘，我沒有讓跟我同住的母親知道，拿著行李就直奔車站。由於消息傳達得及時，以及路途的縮短，我參與了埋葬大姐夫的全部工作。出殯的時候，我始終護衛在他的棺材邊，我想去年是他帶著大家埋葬父親，今天卻是我帶著大家把他埋葬。我用有限的力氣抬著他的棺材往他的墓地走去，好像隻有把肩膀弄疼了心裏才微微有些好受，以此安慰我的大姐和母親。
在我不辭而別的時候，母親已經有了不祥的預感，她逼問我的妻子，是不是家裏出事了？向大院裏的人打聽是不是我們有什麼事瞞著她？當所有的人都告訴她沒事的時候，她背著我的小孩，獨自坐在院子裏的一棵樹下抹淚。好多人都看見她坐在那裏抹了一次又一次，怎麼抹也沒能把淚水抹幹。一直等到我安葬好大姐夫從家鄉回來，她的眼淚才從眼角消失。她說家裏沒事吧？老安他們好嗎？為什麼不叫老安打一百斤白米運來？老安是我大姐夫的小名，母親不知道她的每一聲叫喊，都令我心驚肉跳。一個在幾天前還能為我們打米的人，隻一眨眼工夫就從這個世界消失了，而牽掛著他的母親一點兒也不知道。不知道的人，隻當他還活著，並且要吩咐他打一百斤白米來讓我們吃。我背過母親，說一些與老安不著邊際的話題，有時在她麵前強作歡顏，每一天都向她編造來自家鄉的好消息。如此一個多月，有一天我看見母親站在陽台上梳頭，她的頭上沒有一根黑發，稀稀拉拉的全是銀白。我再也不忍騙她。她被這個遲到的消息當場擊倒，從陽台滾進臥室，雙腳一抽一彈，像一隻還沒有完全割死的雞，抽搐了好久，她的嘴裏才吐出哭聲。她哭泣著說為什麼現在才告訴我？為什麼？這時她似乎已經忘記了疼痛的根源，轉而責備我不及時把這個消息告訴她，以此減輕心頭的負擔，本末倒置。我讓大姐夫在她的心裏多活了一個多月，不僅不能安慰她，反而給她帶來了雙倍的悲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