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是因為有太多的顧忌，我真的願意叫他一聲“陽光男孩”，雖然他早已過了被別人叫做男孩的年齡，但是我相信任何一個跟他接觸的人，都會有這樣叫他的衝動。
按照自然的規律，一個人隻要寫了好幾本詩集（比如《陌生的十字路口》、《笨拙的手指》等），把好幾個民刊辦出了名，出過好幾次國，獲過好幾次外麵的詩歌獎，編輯過好幾本“新詩年鑒”，而且還因為“新詩年鑒”引發了詩壇繼朦朧詩之後最大規模的討論，那麼這個人應該算得上是德高望重了吧。他完全有資格在額頭上貼幾道標簽，走路的時候擺出大師的也就是鴨子的步伐，跟文學青年特別是女青年講話時拿拿腔調，心裏完全可以暗暗地使勁，使自己看上去飽經滄桑，顯得多麼有思想……但是這個名叫楊克的人卻沒有按照我們設計的模式去做，甚至沒有哪怕是一點點我們期望的跡象。像是故意跟我們過不去，他完全違反了“異化”的規律。就在昨天，他還在廣州的大馬路上跟一位電視台的熟人就“沒有人看你們的電視和沒有人讀你們的詩”這個問題，爭論了一個多小時。難怪那些老謀深算的人常常拍著他的肩膀意味深長地說： 你真年輕啊。
年輕有什麼不好？我們幾個廣西的寫作者在南寧聚會的時候，經常會想起從廣西去到廣東的楊克，除了有人學著他的腔調說一句“你們廣西不卵得的”之外，大家還驚訝於他那張似乎永遠也不變的娃娃臉。一些步楊克後塵的青年詩人或者像我這樣寫小說的小字輩，眼看著一個一個地超越了他的年輕，變得比他還老氣橫秋起來，真是急死了。而楊克卻好像從不把時間的更替當那麼一回事，不時地回廣西來晃一晃，讓我們這些早熟的人心生羨慕，然後又不得不總結一下他年輕的真正原因——那就是因為他的心態好極了。
1994年廣東省青年文學院在全國客聘了八名專業作家，簽完合同之後，作協派楊克帶著這支來自五湖四海的隊伍沿珠江三角洲走了一圈。每到一處，我都是跟楊克住一個屋子。晚上，當大家都睡去的時候，楊克開始跟我談論文學，準確地說是在談論詩歌。那時他談得最多的就是詩歌比小說牛逼，民刊比名刊牛逼，廣東比廣西牛逼，而且對我這樣有想給名刊寫小說強烈願望的人，不無譏諷之意。偶爾我會反駁他幾句，但大多數時間我都在應承著他的觀點，並發覺他有一種要把自己的觀點放之四海的強烈願望。
十幾天之後我們回到廣州，大家餘興未消，於是就下棋，參加者有餘華、韓東、張旻、楊克、張檸和我。玩到淩晨三點，楊克帶著大家出到賓館門外的一個小攤吃夜宵。當每個人的肚子都感到舒服的時候，便不斷說一些廣東的好話。餘華望著燈火通明的馬路說廣州真好，這麼晚了還有夜宵。本來就展著笑臉迎接大家表揚廣東的楊克，臉忽地一下笑得更歡了。他說這就是國際大都市的好處，哪像你們北京，晚上十點鍾所有的商店就關門了。楊克的那一笑，簡直可以用燦爛來形容，即使是他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也不過如此。我們都知道這笑裏是有一絲甜蜜和得意的，因為他一直就以生活在廣州而自豪。當時我真佩服他的聯想能力，因為在南方人眼裏，那隻不過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吃攤，賣一點兒炒粉加幾瓶啤酒，他怎麼就把這和國際大都市想到一塊了呢？
後來，我認識了從福建來到廣州也跟楊克成為朋友的謝有順，我們以一種理論家的表情在分析楊克的笑容時，驚訝地發現他是一個幹一行愛一行，在一處愛一處的人，比如他現在身在廣州，那麼沒有什麼比你表揚廣州更讓他高興的事了；比如他是寫詩的，那麼你表揚詩歌這種形式肯定會比表揚他的詩更令他興奮。他總是先為自己生活的環境做廣告，再為自己從事的詩歌爭地位，然後才來跟你理論自己的詩寫得好不好？或者說他根本就不跟你理論後麵的事情，整個一個“先詩歌之憂而憂，後廣州之樂而樂”。
不過楊克的樂好像永遠大於憂，我很少在他的臉上看到什麼沉重的表情，就是去打官司的路上偶遇了張梅，他也是一副笑眯眯的樣子，不熟悉他的人還以為他見了美女就把官司給忘了。而實際上，楊克是一個可以從任何事情裏找到樂趣的人。去給單位打官司，他可能會想這是去體驗生活；朋友欺騙了他，他會得意於自己終於又認清了一個人的本來麵目……當然這隻是我的猜測，有的事情，我們就是把眉頭擰成了疙瘩，也找不出一丁點兒去做的理由，但是楊克還是要硬著頭皮去做。比如用自己的身份證一次又一次地去為那些沒有廣州身份證的人辦手機、辦汽車入戶、辦存折掛失……你難道能夠說這是因為楊克要在別人的麵前顯示自己有一張廣州身份證嗎？我想不是，唯一的理由就是楊克比較善良，比較相信別人，有俠義心腸。好多曾經寫過文章或者詩歌的人到了廣州之後，就慕名去找楊克。千萬別以為他們去找楊克是為了談詩，而是要楊克幫他們找一份工作。那時候，楊克仿佛是他們的馬仔，為他們打電話，找熟人，直到為他們找到一份工作或者給上一個答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