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仰黎澍大名，但說老實話，早先並不怎麼喜歡他的論著。20世紀50年代初，常在《學習》雜誌上看到他寫的一些配合幹部學習的理論文章，覺得並無多少新意。特別是他寫過一篇批評侯外廬文字艱澀的短文，給我留下對長者過於苛求的輕慢印象。
但1961年初夏的首次麵談，迅速改變了我的看法。當時我受湖北省社聯的委托，為籌備紀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學術討論會，到北京與學術界聯絡，聽取各方麵的意見。我住在東廠胡同1號近代史研究所，由該所學術秘書劉桂五負責接待。有天桂五說：“你應該見見黎澍，他是我們的新任副所長，是為了加強近史所的領導派來的。”經由他的安排，我按約定時間前往拜會。黎澍工作雖已變動，但暫時仍住中宣部。我第一次走進這樣高層的大機關，心情有點緊張，又不認識路。正在為難之際，有一中年婦女走過來問我找誰。我說找黎澍，她笑著說：“跟我走吧！”於是把我帶進一間很大很大的辦公室，隻見一位矮胖且已禿頂的中年人正在伏案工作，那情景使我感到很像電影裏的列寧。中年婦女輕聲說：“有客人來了”，便走進內室，事後我才知道這就是黎澍夫人。黎澍讓我坐下，隨即滔滔不絕講起來。他好像事先對我的來意已有所了解，所以談話頗有針對性。主要強調兩點：一是雙百方針，一是實事求是。他反反複複地解釋，還怕我理解不深，便打比喻說：“如果一百株花都是一樣形狀，一樣顏色，好看嗎？又好比一百隻鳥，叫起來都是一種聲音，好聽嗎？”看見我點點頭，他才滿意地笑了。接著說：“現在學風不好，盡講空話，空頭理論，範老要在《曆史研究》發表一篇文章，題目就是《反對放空炮》。中央現在提倡實事求是，你們要開辛亥革命學術討論會，正好可以借此改進學風。”他還問我準備提交什麼論文，我說是結合辛亥革命史實探討民族資產階級性格。他對此未加可否，隻是強調一定要有大量史料，從曆史實際出發，並勸我不必參加當時頗為熱絡的辛亥革命時期社會主要矛盾的爭論，切切實實做自己的研究。
我在青少年時代性格比較內向，很少主動與外界聯絡，加以自幼即離開家庭，可說是不通人情世故，連一些日常應酬禮儀都不大懂。但見了黎澍之後，才知道世界上還有比我更加不講客套的人，這就增添了我對他的親近感。1961年10月在武昌舉行紀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學術會議，吳老（玉章）致開幕詞，其內容與此前黎澍對我強調的兩點大體相同，原來這篇開幕詞就是他起草的。會議期間，他還為年輕學者做了報告，特別強調學習中西哲學以豐富思想的必要，這也對我此後的治學產生了深刻影響。
1963年經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借調，我到北京參與北洋軍閥史料征集工作，隨後又參與中國近代社會曆史調查委員會的籌備工作。他是這個委員會的副主任委員，但並未具體過問籌建事務，因為正在主持批駁蘇聯有關中蘇邊界問題的種種言論。在此期間，我與他隻是偶爾在開會時見麵，別無任何私人之間交往。但在其後的漫長災難歲月中，我們卻都淪落為史學界的批判對象，盡管我們原來的地位大為懸隔。因為，曆來的政治運動，在學術界也培養出一批“偵破裏手”，他們不僅善於“上綱上線”，對別人文章“雞蛋裏挑骨頭”；而且善於“上掛下連”，編織種種“黑線”、“黑網”。就連我與黎澍這樣平淡的關係，也曾被人追尋其中的“線網”蹤跡。1964年秋天，我不滿於戚本禹評論李秀成文章的武斷專橫，在《光明日報》發表《不要任意美化，也不要一筆抹殺》的爭鳴文章，卻不料立即橫遭無休無止的粗暴批判。這篇文章是我自己有感而發，而且是在一個夜晚匆匆寫成，事先並未與任何人商量過。可是“偵破裏手”們卻不滿足於對我個人的批判，偏偏要“順藤摸瓜”，追查我寫這篇文章的背景和動機。“文革”期間，在批判我為叛徒李秀成辯護的一次會上，有人揭發說，1963年秋天近代史研究所曾召開過討論戚本禹文章的座談會，黎澍在邀請與會名單上特地增添祁龍威與我的名字。可見我“拋出那株大毒草”決非個人行動，而是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雲雲。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幸虧那天我正好有別的事情，確實未曾參加近史所這次會，使“偵破裏手”們的追蹤又一次撲空。
我與黎澍的再次見麵已是在十年以後，即1975年暑假，我們都去哈爾濱參加一次有關中俄邊界史的討論會。會議的具體內容早已記憶模糊，倒是眾多師友在曆經磨難之後的重新相晤，其情景的熱烈至今印象猶深。黎澍當時還比較謹言慎行，因為“四人幫”仍然把他視為敵對勢力，所以借口牙疼沒有在大會發言。我曾借用列寧的話開玩笑，說他恨不得把痛牙與修正主義一並吞下去。他卻感慨地說：“以前有能力到處跑，卻隻願呆在北京；現在很想到各處走走，卻已是力不從心了。”其實他當時才62歲，除血壓偏高外沒有什麼大的毛病。會後他提議到邊境看看，由丁名楠、陳鐵健和我伴隨。原想沿大興安嶺作邊境考察，因當時中俄關係正趨緊張而作罷，改為到鏡泊湖參觀。鏡泊湖原先是一個巨大的火山口，以水平如鏡得名，為重重疊疊的山峰與森林環繞。50年代曾經作為蘇聯專家的休假別墅，因此沒有高樓大廈，都是一座一座造型各異的俄羅斯風格的木屋，與自然景觀十分協調。中蘇關係惡化以後，這裏改做中央領導人休養之地，但除劉少奇夫婦以外，其他幾位高層領導似乎都未曾來過。“文革”期間此地已成被遺忘的角落，連道路和木橋都破損不堪，隻有一個管理員、一個廚師和兩個女服務員（由牡丹江市北山賓館輪流派往）象征性地照管。當晚我們住在劉少奇夫婦住過的一座木屋，倒也寬敞、清潔、舒適，據說黎澍睡的就是劉氏夫婦的臥室。客廳牆上有大幅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偉大勝利的招貼畫，可能是表示以正壓邪，也可能是管理人員用以應付造反派，避免無謂的損壞。晚間出外散步，隻見無邊無際的濃密森林，一片黑黝黝的陰影，偶爾有點點綠光閃爍，女服務員說是虎狼的眼睛，嚇得我們毛骨悚然。不過湖水確實清淨，在月光下泛出銀光，我們忍不住下水遊泳，因為浴室已無自來水供應。這一晚，偌大的山莊隻有我們十個人（連同工作人員與陪同人員）住宿，分別住在三座木屋中，其餘的房屋都是一片黑暗。次日黎明，鳥聲悅耳，鬆鼠不時跳到窗台上，人與自然的距離頓時縮短。我與老丁出外散步，發現有的空房走廊上竟有新鮮的野獸糞便，想必昨晚定有“不速之客”光臨。黎澍在整個行程中都興致頗高，談笑風生，偶爾還喝一杯白酒助興。臨別時，山莊工作人員一定要與“中央首長”合影留念，我們不敢招搖撞騙，但他們硬是不依，強拉我們合照了一張相，那老廚師還激動得緊緊與我們握手。我們事後開玩笑說，一定是黎澍太像中央首長了，否則不會有此誤會。黎澍則認為，大概過去每次中央首長來此都照例要合影留念，在冷落多年之後，幸而有我們光顧，雖明知不屬高層領導，總算聊勝於無吧。那時鄧小平還在中央主持工作，大刀闊斧的整頓頗見成效，我們對前途懷有相當信心，沒有想到一股新的反動逆流正在暗中醞釀，其中也包括對黎澍的再次衝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