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增平走了，一晃已是四年，曾經享譽於海內外史學界的“林章配”遂成曆史陳跡。
自從1976年以來，我們曾經合作主編《辛亥革命史》（三卷本），合作創建中南地區辛亥革命史研究會，合作編輯《辛亥革命史叢刊》，合作舉辦一係列辛亥革命學術研討會，特別是在長沙舉辦的青年辛亥革命學術討論會，合作培養青年教師乃至博士研究生，合作編輯作為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之一的《辛亥革命續編》，……我們合作做過的事情，加上我們打算合作做的事情，簡直可以開出一張很長很長的清單。如果不是病魔奪去林公的生命，我們還會繼續合作下去。
古人說，人生得一知己，死而無憾。我的內心經常洋溢著幸福感，正是因為自己在海內外擁有如此眾多相知甚深、合作甚密的同行師友。但相較而言，與我相知最深、合作最密的同輩學者，還得首推增平。這不僅是由於地區鄰近，誌同道合，而且還由於在性格上也可以互相補益。所謂性格互補，並非隻限於通常所說的個性，還包括學術風格與路徑。林公憨厚而我豁達，林公紮實而我開放，林公長於細密而我追求宏觀，林公舊學根底深厚而我略知西學。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其實，我們的學術觀點、治學方法、表述風格並不完全一致。例如，他對洋務運動評價較高，略近於“李胡配”（李時嶽與胡濱）的觀點，我則對此始終有所保留。他一直堅持中國資產階級的傳統階層劃分，我則早已改變了自己的看法。他常側重史料考訂，我則更為致力理論詮釋。他的論著端莊凝重，條分縷析，而我則行文不拘一格，間或流於偏鋒。但我們在長期的合作中，卻能互相尊重，互相包容，求大同而存小異，有爭論而不傷和氣，所謂和而不同是也。
我經常有此感覺，雖曰互補但我受益更多。因為我個性比較急躁，而林公的沉穩常能彌補我的缺失，無論在學術工作或人際關係方麵都是如此。《辛亥革命史》編寫組的團結協調，常為學術界友人所稱道，我認為林公的誠樸寬厚起了很重要的表率作用。我還記得，在《辛亥革命史》定稿初期，由於書稿各章原來分別由多人執筆，風格既不相近，成熟程度亦不盡同，統編的工作量相當繁重。加以當時我突發高血壓病，經常處於暈眩狀態，他的負擔更為沉重。但他毫無怨言，整日埋頭伏案，或通盤審度，或逐字逐句修改，終於在較短時間內完成第一卷的定稿任務。可以認為，如果沒有林公自始至終專心致誌、嘔心瀝血，這三卷學術專著是很難在1981年紀念辛亥革命50周年之際如期出齊的。但他從不以此居功自傲，隻是默默做自己認為是應該做的事情，毫不計較個人的勞累與得失。
當時，《辛亥革命史》編寫組隻他一人具有副教授職稱，所以我們多以“教授”稱之，但這與其說是尊重，不如說是親昵，正如大家稱我“章總”（借用電影《創業》中的稱呼）一樣。增平屬於外樸內秀類型，表麵似乎遲鈍，實則大智若愚。平時埋頭工作，少言寡語，但每逢疑難問題，大家計議未決，他卻能不慌不忙“擠”出三言兩語即能“點化”。大家在傾服之餘常恭維他“老謀深算”，其回應也無非是憨厚的微笑而已。但增平並非毫無生活情趣的工作狂，忙裏偷閑也愛喝酒聊天，哪怕是坐在一邊執杯啜飲靜聽別人胡侃，他也自得其樂。更多的時候是臨睡之前，摸出花生少許，剩酒半瓶，自斟自飲，有時也贈我半杯，聊以相伴。這時，也隻有這時，他談興最濃，中外古今、天南海北，無所不談，盡管“語速”仍較迂緩。我們的相知甚深，多半是通過這樣的深夜傾談。那時編寫組成員分卷集中定稿，我們兩人則是每卷都必須參加，而且又常常住一間房，因此交談的機會最多。“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如今已無從重溫此種樂趣矣。在我的記憶中，增平也有偶爾“狂放”的時候。那必定是三五酒友相聚（我不屬酒友之列，因水平太低），暢飲盡歡，不拘形跡。有次他突然引吭高歌，並以筷碗擊節，頗有韻味。原來唱的是1906年萍瀏澧起義時當地會黨所唱民歌，大家都讚賞不已。但此歌也隻唱一次，以後再未聽他唱過。有次與日本辛亥史專家中村義等餐敘，我們都鼓勵增平獻此歌助興，雖經多次鼓掌敦促，他仍金口難開，唯以微笑示歉而已。
我很早就知道湖南師院有林增平其人。那是由於1956年教育部曾頒發一個中國近代史教學大綱草案（高師係統）。以前我曾因偶然的機會列席大綱草案的小型討論會，但並未下工夫根據大綱編寫教材，好像其他參加過討論或沒有參加討論的同行也沒有這樣做。唯獨增平遇事特別認真，結合教學邊講邊編，一絲不苟地據此大綱編成一套教材。1958年修訂後經湖南人民出版社刊行問世，遂成為新中國第一部完整的中國近代史大學教材。此書頗受海內外學者歡迎，不斷再版，使增平成為我們這一代年輕中國近代史學者中的首先脫穎而出者之一。但當時由於政治運動很多，領導也不鼓勵校內外學術交流，所以我與增平頂多隻能算做神交，並未見過麵或通過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