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後，中外學術交流漸多，我有幸成為較早走出國門的人文學者之一，但初訪也經曆了不少艱難曲折。
1978年，北美亞洲學會即曾來函邀請我參加次年年會，據說還預定由陳誌讓（加）、高慕軻（美，Michael Gasster）、張朋園（台）負責接待。學校為我申報以後，手續相當複雜，通過好幾層審查，還得由教育部與外交部會簽，送請主管副總理批準。批文下來時，第二天就要開會，使我們哭笑不得，隻有趕快發電報表示歉意並祝會議成功。
但經手其事的美國學者卻頗有韌性，他們隨即聯絡了十所著名大學的中國（或東亞）研究中心，再次邀請我與武漢大學的蕭致治作為期一個月的學術訪問。由於有前次的申報基礎，這次手續倒是辦得較快。1979年9月底即從北京乘民航到東京轉西北航飛美國。
第一站是號稱“美國最美的城市”的西雅圖，既瀕臨浩瀚無涯的太平洋，又有蘿絲山常年積雪的冰峰，風景確實□旎非凡。我們的東道主是華盛頓大學西雅圖分校東亞研究中心，具體負責接待的是兼任《亞洲研究》雜誌主編的柯白（Robert Kapp）教授，與該校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兼中國部主任杜敬軻（Jack Dull）教授。
接著我們乘機南下至所謂灣區，即舊金山、奧克蘭一帶海灣地區，位於北加州。在這裏訪問了兩所美國西部名校，斯坦福與伯克利，兩校的中國史研究都很強，與西雅圖華大鼎足而三且密切協作，其資源與水平堪與東部之耶魯、哈佛匹敵。斯坦福的接待人是中共黨史專家範斯立（Van Slyke，以研究統一戰線著名），與清史專家康哈諾（Harold Kahn，以《乾隆傳》享譽）。如果說西雅圖華大以古代史見長，斯坦福則側重於近現代，其胡佛圖書館收藏現代書刊、檔案尤多。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中國史研究亦側重於近現代，接待人是我國史學界早已熟知的魏斐德（Fredrick Wakman）與杜維明。魏請我為他主持研究生的討論課，杜維明則為我詳細介紹美國的中國史研究情況，幫助極大。
接著前往美國中西部，首先訪問麥迪遜的威斯康星大學。該校為當時美國接受中國學者、學生最早亦最多的高校，校長對中國極為友好，接待人為研究中華革命黨的弗裏曼（Edward Friedman），以研究五四運動而聲名大噪的周策縱和對中國現代思想史有深入探討的林毓生。為表示親切，弗、林分別邀請我與蕭致治在他們家中住宿，周策縱則以濃重湘音為我們介紹情況並以舊體詩贈別。隨即飛芝加哥轉赴汽車城底特律附近的密歇根大學，由有“小費”之稱的費惟凱（Albert Feurwerker，“老費”為費正清）負責接待。費氏之成名作為盛宣懷研究，對中國近代經濟史造詣頗深。該校東亞圖書館成立較遲，但收藏縮微膠卷兩萬多卷，足以彌補舊書文獻收藏之不足。該校參加接待的還有秦漢史專家張春樹與對袁世凱有深入研究的楊（Enerst Young），張氏夫婦在整個訪問期間使我們感受家庭的溫馨。
我們的訪問路線是自西徂東，美東第一站是哥倫比亞大學。該校東亞研究中心的元老韋慕庭（Martin Welber）業已退休，接班者為研究現代中國政治的黎安友（Adrew Nathan），其夫人是曾為江青寫傳而得名的維托克。具體接待我們的則是曆史係的清史教授曾小萍（Madeline Zelin），她剛從伯克利拿到博士學位，導師就是魏斐德。紐約為美國的國際大都會，人才眾多，信息密集，在哥倫比亞最大的收獲就是與海外學術界初步建立了廣泛聯係，並參觀了許多重要單位，如聯合國、自然博物館等。
美東第二站是普林斯頓，一所規模不大（學生僅6000人）而水平極高的名校。該校負責接待者為著名宋史專家劉子健，畢業於燕大曆史係，對我們特別熱情，以後遂成為摯友。在普大停留短暫，但參觀了世界聞名的愛因斯坦實驗室，和胡適曾任館長的葛斯德（Gest）東方圖書館，該館收藏珍本甚多，琳琅滿目，美不勝收。
第三站是鄰近華盛頓的馬利蘭大學，由政治係教授薛君度負責接待，薛妻黃德華為黃興之女，此前他們曾在長沙與我會晤，因此接待更為殷勤。訪問期間邀請新英格蘭地區政治學者關心中國研究會成員舉行座談會，聽取我們的學術報告。此外還參觀了全美藏書最多的國會圖書館，並結識了中國研究資料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主任餘秉權，所獲資訊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