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訪問結束後即赴京都，乘的是新幹線火車。下午1時24分準時離站，4時20分正點到達京都。車行極速，遠眺富士山一晃即過，根本無法欣賞沿途風景。有些日本人說：日本國土太小，何必修新幹線。我則心想：中國國土太大，一定要修新幹線。
狹間直樹在車站等候，把我送到風景佳勝的東山之麓，寄宿於一個傳統和式家庭旅館，名曰“□屋”。夜間山月入窗，泉聲淙淙，助我清眠，與東京之喧囂相較，別有一番鄉居情趣。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創建於1929年，比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早12年，這是他們引以自傲之處。原屬外務省，以後改為學校建製，但仍有相對獨立性，建築與庭園亦自成體係。該所由東方學文獻中心主任竹內實出麵接待並主持我的演講會。竹內出生於濟南，曾在中國讀書，華語極佳。1951年即開始來華從事學術交流，堪稱先驅者之一。他對毛澤東思想有係統而深入的研究，著有《毛澤東――他的詩與人生》、《毛澤東與中國共產黨》、《毛澤東談中國哲學問題》等書。此外，對魯迅、周恩來、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都曾有論著發表。
京大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元老而當時尚健在者為小野川秀美。1933年畢業於京大東洋史學科，曾長期潛心回鶻史研究，有一定成就。1953年以《清末政治思想》學位論文獲文學博士，以後轉入清史與近代史研究。1963年至1964年任京大人文科學研究所雍正□批諭旨研究班班長。隨後又任辛亥革命研究班班長。1970年起從事《宮崎滔天全集》的浩繁編輯工作，並主持《民報索引》的編輯，直至1975年退休。我訪問京大時，他已轉任奈良大學文學部教授，但仍趕來參加東方部晚宴，並獨自與我作半日長談。臨別時他贈我以平凡社出版的《宮崎滔天全集》，並約定參加將於1981年在武昌舉行的紀念辛亥革命70周年國際學術會議。當時他的身體還比較健旺，對中日學術交流前景充滿信心，卻未想到此別竟成永訣。次年，狹間函告他已病逝，我為之悲痛不已，當即寄贈挽聯：
結交忘年齒，洛邑（京都舊稱）盛宴，東山夜話，暢談豈徒辛亥史；前約終難踐，揚子汲水，武昌烹魚，唯將清酒酹君魂。
接替小野川主持辛亥革命研究班的是研究儒學造詣甚深的島田虔次。島田少年時期即不滿於軍國主義，曾跑到大連讀中學，其中國同學尚有個別健在者。1941年畢業於京大文學部，求學期間與郭沫若與安娜之子和夫結交，不過和夫是理學部學生。1980年島田來我校講學後，還曾專門前往大連探視和夫。島田一生主要貢獻在於儒學研究，主要著作有《大學?中庸譯注》、《朱子學與陽明學》等，並編輯出版《王陽明集》、《荻生徂徠全集》，晚年又與田口正治將日本儒學大師三浦梅園的代表作譯成現代日語出版。1964年參與著名學者桑原武夫主持的《資產階級革命的比較研究》一書的討論與編寫，此後轉入辛亥革命前後的思想史研究。亦有著作多種問世，如《中國革命的先驅者們》、《辛亥革命的思想》、《中國近代思維的挫折》。他在關西地區也是極受尊崇的資深學者之一。
為回報京大的熱情款待，我曾邀請島田於1980年5月來我校講學，中國社科院哲學研究所聞訊亦參與接待。島田為我校研究生與助教進修班（學生來自全國各地）講課非常認真，其治學方法仍似我國舊時考據之學，往往就一人名、一事件反複考訂，多方征引，然後才因小見大，作必要的結論。他又注意獎掖後進，講課時常介紹其學生做了哪些相關研究，持什麼見解等等。他那慈祥溫和的長者風貌，頗能贏得中國學生的敬愛，他自己也深覺樂在其中。臨行餞別時，他以渾厚的低音唱了一首歌。島田夫人介紹說那是中學時代劃船唱的校園歌曲。以後我與京都友人談起此事，他們簡直不敢相信。狹間瞪大眼睛說：“我們從來沒有聽他唱過歌。”島田很歡喜儒學的故土，臨走時特地要我太太送給武昌特有的洪山菜苔以及豆角、蘿卜種子，帶回宇治鄉間住所種植。1981年秋我再次訪日，他特地邀我到他家“小菜園”（兩窄條土地）參觀，豆角長得又長又粗壯，蘿卜也不錯，隻有菜苔長不好，據說是沒有洪山那樣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