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都有自己的習俗，各國大學也各有其傳統的教學方法，千姿百態，不一而足。即令是在大學“摸爬滾打”一輩子如鄙人者，到了海外有時也會感到滿頭霧水。
譬如美國的教學常與吃飯聯係在一起。1990年秋剛到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係的羅茲曼（Gilbert Rozman）教授立即邀請我參加他的討論課。因為他是《中國的現代化》一書的主編，與我在國內的研究正好對口，加上討論課的主題又是蘇聯、東歐現代化麵臨的問題，對此我也很感興趣。但上課卻是在午餐時間，與國內教學安排大相徑庭。我的生活一向規律如鍾表，睡覺吃飯都有定時，特別是午餐如有延誤，就會餓得頭昏眼花。因此第一次上課前就很犯愁，是吃了去，還是去了再吃？結果還是按老習慣，先吃一碗麵條墊底。但一進課堂我就懵了，附近餐館“外賣”剛剛送來熱騰騰的炒麵、炒飯、鍋貼；也許是為了慶祝新學期開始，還有兩大盆香噴噴的川味炒菜。學生和個別客座老師早已到了，而且都毫不客氣地各取所需吃了起來。中國人向來拘謹，又怕是他們自己出錢預訂的午餐，加以已有一碗麵墊底，沒有頭昏眼花之虞，所以我就坐在一邊翻閱今天討論的專題報告。但很快就有相識的學生發現了我，並且送來一碟食物和飲料，他笑著說：“羅茲曼公費請客，不吃白不吃。”不久，羅茲曼來了，也自取一份午餐，坐在中間的位置（課桌椅擺成圓形），稍為介紹本學期教學計劃和今天的報告者，也吃將起來。大家邊吃邊聽報告，然後又邊吃邊討論，最後由羅茲曼作簡單小結。美國人吃飯多半是為了填飽肚皮，不會細嚼慢咽，從容品嚐，所以磨刀不誤砍柴工，吃飯教學兩不誤，不過以後羅茲曼也略有改革，即先吃後講，層次較為分明。
起初我還困惑不解這筆飯錢如何報銷？後來才知道羅茲曼是講座教授，他有一筆豐厚的講座經費，上課吃飯屬於教學範圍，報銷飯錢自然是天經地義。然而吃的豐儉也視各係、所與教授個人的經費狀況而異，同樣是在普林斯頓，我們曆史係，特別是中國近現代史討論課就很寒磣，無非麵包、奶酪外加生菜、飲料而已。偶爾請外校或外國著名學者來講座，課後餐館宴請也隻限於少數老師作陪。還有更窮的討論課，即使是在吃飯時間也毫無供應，但允許學生自帶食物、飲料進課堂，依然是吃飯教學兩不誤。
一年後轉移到耶魯，情況與普林斯頓大同小異。倒是最後一年半在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簡稱UCSD）專職教書，又使我增加若幹見識。1993年春季始業，我與周錫瑞（Joseph Esherick）合開一門新課――中國近現代史科學，上課時間是上午10時至12時。下課雖是吃飯時間，倒也好辦，“拜拜”之後各人自行解決肚皮問題。但周錫瑞教學特別認真，總想多給學生一點知識。有時講到12時半還興猶未盡，振臂高呼：“願意共進午餐的跟我來。”所謂午餐實際是課堂討論的繼續，邊吃邊談，弦歌不絕，有時師生雖爭得麵紅耳赤，倒也不傷和氣。不過這可是“沒有白吃的午餐”，需要各付自己飯錢。學生隻要不與其他課程衝突，倒也很願如此“共進午餐”，因為可以堂而皇之地進入教師食堂，並且得到許多課堂上得不到的學術信息，甚至偶爾還可以獲得就業的機遇。
周錫瑞是講座教授，也有一大筆自己掌握的講座經費，但不屑於開銷這些零零星星的飯錢，他另有必要的開支，其中一項即用於經常性的家庭“派對”（Party）。據我回憶，1993年秋季始業後，幾乎每隔兩周便要請一位外校或外國學者前來講演（列入討論課計劃）。時間多半安排在星期五下午，接著便於星期六上午在周錫瑞家舉行簡易輕鬆的酒會，實際上是課堂討論以另一種方式的外延，學生可以借此與外來學者深入交流。食物是千篇一律的BBQ――烤雞腿，外加生菜、麵包、酒水，在美國屬於“普羅”（大眾化）層次。周錫瑞是“有事先生服其勞”，把烤雞腿的活全包了，據說是因為手藝好，但據我觀察，多半是借此放鬆一下連續一周的緊張腦力勞動，同時也讓學生與外來的及本校的其他老師有更充裕的時間交談。酒會的女主人當然是師娘，客廳、花園盡可隨處活動，人人手執雞腿一支、酒水一杯，三三兩兩，或坐或立，自由交談，於消閑方式中授業解惑，此亦人生一大樂事也。
但給我印象更深的卻是日本高校的“合宿”。
不懂日文的人，千萬不要對日語中的漢字望文生義，否則常會鬧出笑話。1993年暑假，東京辛亥革命研究會通知，定於8月5日至7日在伊東市溫泉旅館與日本女子大學曆史係學生“合宿”，邀請我與太太參加。太太堅決不去，既怕男女同浴，又不知道“合宿”是什麼意思。我則由於是預定報告人，於理於禮都不能不去，隻有橫下一條心，反正是入境隨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