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界對趙鳳昌藏劄的關注，起始於上海曆史研究所的資深學者徐□。
20世紀60年代初，上海若幹報刊展開關於張謇評價的討論，認為是民族資產階級上層者居多數，認為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或幹脆稱之為官僚資產階級者亦有之，但很少有人敢於比較全麵肯定張謇的曆史貢獻。1961年10月，武昌舉行紀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學術討論會，徐□提交的論文題為《張謇在辛亥革命中的政治活動》，由於本來就是爭論熱點，而且又征引了大量原始史料，所以在會上引起強烈反應。文中多處即以趙鳳昌藏劄相關函電為論據，由於是首次公開利用，更激發到會學者的濃厚興趣。
徐□的結論是：“張謇在經濟上是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在政治上是反革命的助手。”我對此論斷不盡同意，但卻為張謇這個人物的複雜性及其相關史料之異常豐富所吸引。
1962年專程到南通搜求張謇史料，並參觀大生紗廠、南通博物苑及其故居等曆史遺跡。此行最大收獲，是在曹從坡、穆□等當地友人協助下，仔細閱讀了現存的《張謇未刊函電稿本》第7、8、26、27、29、31、32、33、34、35、36等冊，以及扶海坨輯藏的《來函彙集》、張孝若輯藏的《父訓》、沈燕謀輯藏的《張謇致沈敬夫函劄》等珍貴文獻。同年，江蘇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張謇日記》，雖然前14冊（自同治十二年九月初四日至光緒十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其中缺第10冊）被沈燕謀攜至台北以《柳西草堂日記》原名付印，而且當時內地尚無法購買補齊，但已經為張謇研究提供極大的方便。此後，我決心投入張謇研究並為之寫傳。
1963年被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借調赴京，除協助北洋史料征集工作外，大部分時間用於張謇研究。由於都是性質相近的兄弟單位，北京圖書館善本閱覽室對我非常熱情，讓我從容而又比較細致地檢閱了趙鳳昌藏劄經過裱糊成冊的原件，真是琳琅滿目，美不勝收。不過館藏名稱為《近代史料信劄》，其中107、108、109三冊與辛亥前後史實關係最為密切。徐□未見原件，所以其引文注釋稱之為北京圖書館藏《辛亥史料》第107―109冊（據張靜廬抄本），可見張靜廬對這批函電的關注更早於徐□，而且他確實是看到趙氏藏劄原件的。
趙鳳昌是清末民初一位奇人。1856年生於江蘇武進，比張謇小三歲；死於1938年，比張謇晚12年，即多活9年，終年82歲。鳳昌字竹君，號惜陰，又稱惜陰堂主人。少年家貧失學，在錢莊學徒習賈，頗為聰慧幹練。後因得朱姓富戶賞識，代為捐官縣丞，分省廣東後補，從此開始長期幕僚生涯。曾先後任粵藩姚覲元、粵督曾國荃幕客。1884年轉入新任粵督張之洞幕府，前後追隨九年，頗得張氏倚重。1889年隨張氏移督湖廣，並升任總文案，相當於現今的秘書長，地位相當重要。但也因此引起同僚猜忌與清議指謫，1893年被參奏革職，勒令回籍，從此決意不再入仕。但張之洞仍然倚重如舊，私下將他安排在武昌電報局掛名支薪，並派往常駐上海為兩湖督署與各方聯絡以搜集重要中外情報。正是由於有此背景，趙鳳昌廣泛結交高官名流、紳商耆碩，儼然成為滬上聞人。庚子以後，從“東南互保”到立憲運動，東南地區一係列重大事件，趙鳳昌都曾參與其核心策劃。因此，武昌起義爆發以後，他在上海的住所――惜陰堂，便成為各派政治力量相互聯絡的主要管道之一，不少重要政治磋商都在這裏進行。民國建立以後，從各派黨爭到“二次革命”，直至反對帝製，惜陰堂主人仍然是政治上極為活躍的幕後人物，其依違向背常能體現風雲變化的重要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