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是人類社會生活的記錄，社會生活的錯綜複雜、千變萬化決定了曆史的複雜性。曆史的複雜性給史學家的理解帶來很大的困難，上述法國的和中國的兩個事例，已足以說明。
曆史的複雜性不僅是由於社會環境本身的複雜，而且還由於廁身且活動於這種複雜環境之中的人也非常複雜，特別是他們的思想與心理。無論古今中外，隻要是認真研究而又較為嚴謹的史學家，一般都能正視曆史的複雜性。王船山提出“論人之衡有三”，即正邪、是非、功罪。但他並沒有把曆史人物的評論簡單化，卻指出這三者相因而未必相值。正者的話多半為是，但也難免有非；邪者的話多半為非，但也可能有是。是者有功而未必如預期的那麼大，非者似無功德可言而世人可能久已受其惠。（《宋論》卷六）他指摘司馬遷挾私成史，為李陵辯解係“背公死黨之言”，我們現今未必都能認同。但他確實是始終注意到曆史的複雜性，不願為正者有所掩飾。
布洛赫沒有讀過王船山的書，但他在曆史複雜性方麵體會得似乎更深。他說：“人的內心世界往往是多重的，有些人表現得特別明顯。居斯塔夫?勒諾特爾大為吃驚地發現，在大革命時期的恐怖主義者中間竟有不少慈父。有人把革命者描繪成凶神惡煞，以取悅中產階級，即使我們偉大的革命家真的是嗜血惡魔，居斯塔夫?勒諾特爾的驚訝也無非暴露出自己思想的狹隘。有許多人願意並成功地保持著多重人格。究竟有多少人過著這樣的生活呢？”（《曆史學家的技藝》）他還為我們舉出若幹事例：羅馬皇帝弗羅裏安曾經寫過令人泣下的詩歌，但卻時常鞭打自己的情婦；中世紀的商人白天公然違反教皇有關高利貸與物價的戒律，大發不義之財，晚上卻跪在聖母像前故作虔誠地懺悔，或在晚年向社會捐贈巨額慈善金。布洛赫問道：他們這樣做是為了逃避上帝懲罰，還是出於對上帝的真正虔誠？還是由於嚴酷的現實生活使其良心泯滅，借此略為緩解內心愧疚呢？（同上書）中國讀者看到此處必定莞爾而笑，因為類似情況，無論是曆史還是現實，我們已經見得太多。
恩格斯前不見王船山其人，後不見布洛赫其書，可是他卻從哲學高度論析了曆史的複雜性。他說：“在黑格爾那裏，惡是曆史發展的動力借以表現出來的形式。這裏有雙重的意思，一方麵，每一種新的進步都必然表現為對某一神聖事物的褻瀆，表現為對陳舊的、日漸衰亡的、但為習慣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麵，自從階級對立產生以來，正是人的惡劣的情欲――貪欲和權勢欲成了曆史發展的杠杆，關於這方麵，例如封建製度和資產階級的曆史就是一個獨立無二的持續不斷的證明。”（《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此前，他在《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中也說過：“卑劣的貪欲是文明時代從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動力。”而更早則在《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中具體指出：“英國在印度斯坦造成社會革命完全是被極卑鄙的利益驅使的”，因此英國“畢竟是充當了曆史的不自覺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