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輯1

把哈佛落在身後

文/朱砂

讀文彙出版社出版,錢鋼和胡勁草兩位先生編寫的《留美幼童——中國最早的官派留學生》一書,從中發現了一則頗為耐人尋味的故事。

公元1872年8月11日,農曆七月初八。一批年齡在9歲到15歲的少年,從上海登上渡輪,跨海3.2萬裏,橫渡太平洋去美國的舊金山留學。這些孩子全部中式打扮,拖著小辮子,穿著緞麵的鞋子,戴著小緞帽,絲製長袍,外套白色亞麻褂子,給人的感覺謹慎且充滿朝氣。由於他們的年齡都很小,因此被稱為“留美幼童”。多年以後,李鴻章的幕僚、袁世凱的顧問、中華民國第一位總理以及讓曆代國人每每談及時都倍覺揚眉吐氣的精英人物詹天佑都出自這些人之中。

在這些被稱為“留美幼童”的人裏,有一個叫“鍾文耀”的人和他的劃艇隊的故事,直到今天仍被耶魯的學生們津津樂道。

鍾文耀祖籍廣東香山,去美國時隻有12歲。他先是在哈特福德讀中學,1879年進入耶魯學習,成為耶魯大學劃艇隊的舵手。

在極為注重體育運動的美國大學中,對於體重隻有90磅的鍾文耀來說,無論是打籃球還是玩橄欖球都無異於青天蜀道,然而身材矮小卻恰恰是做一名舵手最基本的外形要求。據說鍾文耀可憐的90磅的體重在耶魯劃艇隊的曆史上幾乎創造了一個奇跡,因為一般的舵手體重,怎麼也在125到135磅之間。而劃艇比賽是分不同重量級別的,除了劃艇隊員自重外,船上其他任何分量都要降到最低,當然也包括了舵手的體重。

哈佛和耶魯的劃艇比賽,自1852年起,已有130多次,耶魯勝少負多。鍾文耀在耶魯劃艇史上之所以頗有名氣,並不僅僅因為他超人的輕體重;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在他擔任耶魯劃艇隊舵手的兩年中,在和哈佛大學舉行的一年一度的兩次比賽裏,耶魯均取得了勝利,這樣驕人的戰績在耶魯的劃艇史上絕無僅有。

作為劃艇隊的舵手,主要職責有二:其一,為比賽中快速行進的船艇掌握方向;其二,使全體隊員動作協調一致,並激發他們的戰鬥力。第一條屬於技術活,學會了就掌握了;第二條可就不是太容易了,他完全靠舵手用肢體動作、用特殊的語言去振奮、感染所有的隊員,讓他們鬥誌昂揚。中間夾雜一些粗話、叫罵,效果則更佳。

鍾文耀的美國同學,後來在耶魯任教的菲爾浦斯博士這樣記述鍾文耀在劃艇隊裏的一些逸事:教練告訴他,舵手必須要學會大聲斥罵劃船手,才能激勵他們發揮到極致,而他總是儒雅地坐在船頭。教練一遍遍告訴他舵手必須學會大聲嗬斥。終於有一天,他這麼做了,他突然間開始機械地,毫無重音地,反複地大聲重複著:“DAMN!”“DAMN!”“DAMN!”(相當於“他媽的!”)結果令所有的隊員莫名其妙,哄然大笑,最後隊員們央求他停止這羞澀的“叫罵”,因為這樣簡直讓他們太難受了。可或許正是由於鍾文耀的斯文,才激發起隊員們自身的野性,結果在鍾文耀做舵手的1880~1881兩年間,耶魯隊大獲全勝。

若幹年後,一個偶然的機會,鍾文耀遇到一位哈佛的畢業生,當兩人談起哈佛耶魯的劃艇比賽時,哈佛生懷疑地看看鍾文耀,說:“你見過哈佛劃艇隊嗎?”鍾文耀頗有風度地承認,他沒有見過。稍作停頓,他笑眯眯地說:“我沒見過哈佛的劃艇隊是因為他們總在我們的後麵……”

中國有一句古話,“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事實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優點與不足,一個人如果總拿自己的短處和別人的長處相比,結果隻能是使自己自卑、怯懦、萎靡不振甚至自暴自棄;相反,如果一個人能不斷發現自己的長處,充分把握和利用它們,讓它們最大限度地去為自己創造機會,久而久之,必然能使自己愈發地自信,從而戰勝自我,從人群中脫穎而出。

努力挖掘自己的長處,竭盡全力把它們發揮得淋漓盡致,如果能做到這一點,相信你也能像鍾文耀一樣,把哈佛遠遠地落在身後。

一輩子成功一次

文/古堡祥

1939年的聖誕節,英國倫敦,德國納粹的進攻正酣,英國國王喬治六世為了鼓舞士氣,在廣播電台發表演講,號召軍民同心協力,共禦外敵。喬治六世有些口吃,雖然幾經矯正,但收效甚微。他從來沒有發表過演講,但這一次演講卻似一針催心劑,強烈地刺激了英國國民的心,他們決心行動起來,共同將德國納粹分子趕出倫敦。

一個年僅六歲的孩子,在戰火紛飛中傾聽著喬治六世的演講,他聽得如癡如醉,以至於忘記了時間與空間。他也有著嚴重的口吃,聽說過喬治六世國王為了矯正口吃而努力奮鬥的故事,他將國王當成了崇拜的英雄。

時間陡轉至二戰後。這個叫賽德勒的孩子,十分喜愛電影劇本創作,他一心想將喬治六世克服口吃的故事寫成電影劇本。由於有著相似的經曆,他寫出來的劇本猶如行雲流水,尤其對於口吃障礙的描寫入木三分,當時一位年長的電影編劇看過初稿後,認為這絕對可以成為一個劃時代的作品。

但禍端卻不請自來。一場大火將整個劇本燒成了一堆灰燼,年輕的賽德勒泣不成聲,他有了想輕生的念頭,當時,他已經接到了一位導演的邀請,卻最終因為劇本的喪失而流產。

他不得不憑借記憶重新編寫劇本,這樣花費了至少十年左右的時間,但劇本完成一半時,他卻接到了一紙通知:喬治六世的遺孀拒絕他寫關於喬治六世的故事,並且要求將劇本交給她。

這無異於晴天霹靂,已經花費大半輩子整理的劇本不得不麵臨重新毀滅的危險。他不停地找她交涉,但得到的答案卻隻有一個:不能寫,除非我去世。

這一等,過去了28年。時間來到了2011年春天,一部叫《國王的演講》的電影橫空出世,這部修改了近50次的電影劇本震撼了整個影壇,它一舉獲得了2011年第83屆奧斯卡金像獎的最佳導演獎、最佳男主角獎,大衛賽德勒憑借精巧的電影劇本獲得了最佳編劇獎。

電影公映時,賽德勒老淚縱橫,他說:“我有些不知所措,這是我有史以來第一次明白,我能發出聲音,我的聲音能夠被人聽到,對一個口吃患者來說,這一刻意味深長。”

賽德勒的成功與彼岸花有著驚人的相似,彼岸花一輩子隻開一次花,但開花時,傾國傾城,她的花色染紅了整個安第斯山脈;賽德勒一輩子隻成功一次,但他的成功,將他的人生推向了輝煌的頂峰。

這個74歲的老人的一生也如一部戲,他是唯一的男主角,《國王的演講》是他的唯一傳奇。

夢想無所謂崇高與卑微

文/淩仕江

人活著沒有什麼都可以,但千萬不能沒有夢想。

小時候,我有一個夢想,說出來也許你覺得太小太小,不值一提,但那的確也是屬於我的夢想。這個夢想一直被我珍藏在不被人發現的心裏,當然我曾後悔將它搬到了作文裏,直到有一天老師把我叫到辦公室:“你知道老師今天叫你來有什麼事嗎?”

我搖搖頭。

老師拿出厚厚一疊作文本,說,你看看,別人的夢想,都是當園丁、醫生、飛行員、解放軍、工程師、科學家……你的夢想怎麼能擁有一雙白球鞋就完事了,你太沒出息了。

我太委屈,咬緊牙關,忍著巨大的悲傷,一陣風似的跑回了家,我對父母說,我不想上學了。誰也不知道,就在前一天傍晚,我和姐姐為爭搶一雙白球鞋,從床上打到了地上,然後跑出村莊,最終我還是輸給了姐姐。姐姐成績一直比我好,這是她比我提前擁有白球鞋的先決條件。那一夜,姐姐是穿著白球鞋入睡的。那是父母賣了一對大肥豬,還清所有欠債,省下唯一的一塊五毛錢買的一雙白球鞋。

“那當然可以成為我的夢想。”我在心裏輕輕地說。這個夢想有點酸,有點甜,還有點羞澀和絢爛,但它卻是眼下比較實際的夢想,努力再努力一點兒,就能夠得著的夢想……

夢想意味著距離,曾經那雙白球鞋的夢離我看起來十分遙遠,越是夠不著它,得到的欲望就越發強烈,反而感覺那個夢想非我莫屬。因為父親在我遲遲不願挪動上學的步伐時,輕聲地說:“目前它都不是你們的,但又都是你們的,看你與姐姐的考試成績吧,誰考的分高,白球鞋最終就歸屬誰。”

白球鞋,請你一定要等等我,為了你,我已經顧不上上學的小徑是多麼崎嶇,路上的風景有多麼美,而一路飛奔;為了你,我已經不管油燈是多麼昏暗,星星又眨了幾次眼睛,而夜夜苦讀。

努力是充實的,可也是枯燥的。望著櫃子頂上高高的白球鞋,再看著自己似乎沒什麼長進的分數。有一天,我對著父親說:“我不要白球鞋了,我將來會有一雙皮鞋,你把球鞋給姐姐吧!”父親並沒有因為我的“慷慨”而欣慰,而是沉默一陣後,“如果你連一雙白球鞋都得不到,你憑什麼能得到一雙皮鞋?”

父親的話如當頭棒喝。我清楚過來:與其幻想著不可能實現的夢,不如盡全力去衝刺觸手可及的夢想。

我又開始奮鬥、努力,一步步向著我的白球鞋靠近。後來,考試成績終於公布了,我比平時的考分超出了60多分,這可是有史以來我第一次超出姐姐的成績。那種喜悅無法比擬,我第一次實現了自己的夢。穿上白球鞋,我奔跑在炊煙漫過樹木的小路上,慶幸自己沒有放棄白球鞋這個看似小小的夢想。

時間一晃,20年一眨眼就過去了。那雙白球鞋已經隻是照片上一個小亮點。現在看來,卻仍讓我心潮澎湃。如果當初放棄了這個看起來並不崇高的夢想,在以後的人生路上,我可能隻會是一個幻想家,而不是實現夢想的人。

那個實現了夢想的孩子——我,現在已經坐在城市高樓林立的寬敞書房裏,有專用的書桌、電腦和其他一切所需。而進門口的鞋架上,也整齊地擺放著各式各樣的鞋子。

有的時候,我們都希望奇跡降臨,但人生的路上,卻永遠鐫刻著踏實。請千萬不要擱淺你的夢想,也不要一味幻想,隻要保持著前行的腳步、向上的姿勢,你的夢想,就在觸手可及之處。

篩選的人生

文/魯先聖

當一個人的心靈中充滿了感動和美好情愫的時候,天空一定是澄澈明朗的,世界到處也都是鮮花和微笑,所看到的每一個人,也一定都是善良可愛的。反之,如果一個人的內心總是充斥著仇恨和忌妒,他所看到的每一件事物一定都是猙獰可怖的,看到的每一個人也必定都長著一雙惡毒的眼睛。

《列子·周穆王》有這樣一個故事:一個住在宋國叫華子的人,中年之後得了健忘症。早上給他東西,晚上就忘了。在路上忘了走路,在家裏忘了坐下來。一家人擔心極了,請算命先生占卜,請巫師來禱告,請醫生來看病,但均毫無起色。

魯國有個儒生,自稱可以治療這種疾病。華子的妻子願意拿一半家產做酬勞。儒生說:“我試試吧!看能不能化解他的心,化解一下他的思慮。”儒生試了試華子的反應,覺得治療他的病並不困難,但要單獨和病人一塊兒待七天,不能讓任何人知道他的治療方法。

七天過後,儒生真的治好了華子的積年之疾,用的什麼辦法,自然沒人知道。但問題又來了,華子的病治療痊愈之後,幾乎完全變了一個人。怒逐妻子、臭罵兒子不說,還操戈追起儒生來了。一些人逮住了他,問他:“這是怎麼了?”

華子說:“唉!我得了健忘症那陣子,蕩蕩然不覺天地有無,舒服得不得了。如今,我不再健忘了,那數十年來的存亡得失、哀樂好惡,卻又一股腦湧現在胸懷。要是以後也如此這般,讓存亡得失、哀樂好惡的情緒擾個不休,豈非糟糕透頂?這不是叫人更加懊惱嗎?”

這個故事雖然有些誇張,但卻告訴了我們這樣一個道理:對於生活中那些不如意的煩惱和不快,一定學會忘記。

《世界科技譯報》有一篇報道說,精神病學家盧利亞收治了一位精神嚴重錯亂,已經不能生活自理的病人。他對他進行診斷之後,發現他的疾病沒有別的,就是因為他的大腦像計算機一樣,隻要看到的、聽到的、經曆過的事情,他都永遠地儲存起來,不會忘記。這樣的超強記憶,導致他的大腦各種信息錯亂,運轉混亂不堪,完全喪失了正常的邏輯。

醫生開的藥方很獨特,帶他到一個荒無人煙的地方,蒙上他的眼睛,不再讓他看到聽到任何事情,製止他的大腦再存入任何信息,強迫大腦恢複遺忘的能力。

這是兩個非常可怕的例子。從兩個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到,遺忘對於我們來說是多麼重要。

我們要把自己的大腦當作一個會過濾的篩子,把那些讓我們感動的美好留下來,而把那些煩惱和不快忘掉。把那些專門作祟的小人忘記掉,把那些幫助過我們的人記住。

人的一生是有限的,我們的大腦的容量也是有限的,如果我們學會了篩選和過濾,學會了忘記,隻記住那些讓我們感動和美好的事情,我們就是一個輕鬆快樂的人了。

賺了500萬美金的15歲少年

文/徐立新

塞繆爾·斯佩裏,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一名普通少年。在他九歲的一天,斯佩裏想去電影院看一場剛上映的電影。但是由於沒有提前的開支預算,因此他無法從家教甚嚴的父母那裏獲得一張電影票的錢。

為此,他要自己去掙電影票的錢。

他先向父親借了一點錢,用它到超市裏買了一大桶的可樂,外加一大疊紙杯。然後來到電影院的門口,開始擺攤出售小杯裝可樂。斯佩裏覺得看電影的人,一定會口渴的,他的小杯裝可樂也就輕易能賣出去,由差價所帶來的利潤也就唾手可得。

可是,年幼的斯佩裏卻忽略了一個重要因素,那就是此時正是寒冬,氣溫相當的低,有誰會去喝冰冷的可樂呢?因此,一個晚上下來,斯佩裏隻賣掉了三杯可樂,急得他差點流淚。

但就在斯佩裏打算收攤回家時,卻遇見了一個商人,這個商人覺得他很有意思,小小年紀便有成功商人的潛質。於是便送給了斯佩裏兩句話,並稱如果斯佩裏能牢記這兩句話,並在以後的“生意中”用上它們,保證就能賺到大錢。“嚐試幫助別人解決問題;把焦點聚集在你會、你能的事情上。”商人如此交代道。

斯佩裏默默地記下了這兩句話,並且在此後常常照此尋找新的“商機”。果然是機會總是垂青那些有準備的人。一天,斯佩裏發現,爸爸每天早上起來都會穿著睡衣,喝上一杯熱咖啡,同時閱讀當天的晨報。但是,由於家裏的報箱是在門外的小院裏,因此,每次爸爸穿著睡衣跑出去取回報紙後,都會冷得直搓手,有不小的抱怨。

“如果讓報紙自動放進門縫裏,結果會怎樣?是不是能讓人免受出門受凍的苦惱?”斯佩裏開始給和自己住在同一小區裏的上百戶鄰居們寫信,詢問他們願不願意每天一起床不用穿著睡衣出門,就能輕鬆地拿到報紙。如果願意,每個月隻需要支付五美元。結果有79個鄰居們說願意。

接著,斯佩裏開始給更多的住戶寫信,更多的人為此說願意,斯佩裏成功了,而且他不得不雇用其他兒童,來幫自己取送報,因為需要他提供這項服務的人,實在是太多了。第一個月斯佩裏就輕鬆地賺取了500美元。

在將報紙送到住戶們的門縫時,斯佩裏又發現了另一個現象——每天早上人們的門口都會放著前晚留下的垃圾,等第二天出門時再帶走。但是,沒有人願意每天都這樣做,因為第二天出門時他們都是西裝革履,光鮮靚麗的,手中拎著一個垃圾袋實在是件很惱人的事。

斯佩裏又開始給鄰居們寫信,問他們願不願每天早上不用自己拎著可惡的垃圾袋。如果願意,每月隻需支付五美元。結果,同樣有很多人回複說願意。結果呢,送完報紙後順便帶走垃圾,再順理成章不過了,沒有增加任何成本,但卻獲得另一筆利潤。

斯佩裏僅會滿足於此嗎?當然不是。幾年後,他又被加利福尼亞的一家少兒電視台聘為嘉賓主持人,專門主持一檔教美國少年兒童如此賺錢的節目,每周一期,電視台為此付給了他一筆不菲的薪水。

之後,斯佩裏又出版了自己的新書《兒童賺錢的N個秘訣方法》,目前在全美的銷量已經超過百萬冊。

如今15歲的塞繆爾·斯佩裏,已經賺得了500萬美金,更讓人羨慕的是,他的財富和身價每天還在繼續上漲。盡管他的大部分時間依然是在學校的課堂上。

斯佩裏說,他最想感謝自己九歲賣可樂時遇見的那個商人,是他的兩句話成就了自己的今天。“當然,關鍵是我理解和執行得很到位!”

無心插柳

文/高興宇

有一位窮牧師,有三個女兒,一個兒子,妻子在孩子們還很年幼時患肺癌去世,這使全家陷入了不幸。好在牧師學識淵博,他親自教孩子們讀書,指導孩子們看書讀報,這些都給了孩子們很大的影響,這也算是不幸中的萬幸。

兒子從小聰明伶俐,特別在繪畫和文學創作方麵格外超群,被公認為是天才。他們家並不富裕,為了培養兒子早日成功,全家人,特別是他的三位姐妹,節衣縮食,省下錢來送他到倫敦皇家美術學院去學習。可是,不久他便灰心喪氣地回了家,學業無成。他覺得學繪畫太難了,不如搞文學創作有意思。窮牧師和三個女兒便又努力掙錢,全力支持他進行文學創作。三個姐妹為兄弟的成才,傾注了無盡的心血,然而,牧師的兒子卻感到寫作太苦了,許多年過去了,他連一篇像樣的作品都沒能寫出,反而染上了酗酒、吸毒的不良嗜好。在31歲時,庸碌一生、一事無成的兒子患肺病死去。

為了生活,三個女兒先後離家出外當家庭教師。在艱苦、閉塞的生活中,三個女兒經常利用晚上的一點餘暇積極地寫作,作為對一天枯燥乏味的辛勞工作的一種解脫。尤其是二女兒,她除了工作之外,還要承擔全家繁重的家務勞動。她經常在廚房裏幹活時,用隨身帶著的紙和筆寫作。寫了一段時間後,三姐妹把自己創作的幾首詩寄給當時一位著名詩人,不料這位著名詩人竟認為她們沒有創作才能。後來,三個姐妹打算合力辦一所學校,可是印了招生廣告,卻沒有人來報名。三姐妹還曾動用去世的姨媽留給她們的遺產,合出一本詩集,但是盡管詩寫得很美,卻未能引起人們的注意,僅僅賣掉了兩本。

雖然屢受挫折,三姐妹卻百折不撓。最終,三女兒寫成了《艾格妮斯·格雷》,二女兒寫成了《呼嘯山莊》,大女兒寫成了《簡·愛》。說到這,人們就知道了這三姐妹的名字,從大到小分別是:夏洛蒂·勃朗特、艾米莉·勃朗特和安妮·勃朗特。她們被後人冠以“19世紀英國著名女作家”和“世界文學史上的偉大作家”等頭銜。艾米莉還得到了“英國文學史上最傑出的女詩人”的讚譽。對這,那位著名詩人可能做夢也想不到。特別提出的是,《呼嘯山莊》《艾格妮斯·格雷》在兩位作者30歲左右相繼去世時卻不為當時讀者所理解,大女兒也不幸在39歲時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