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紅樓夢》一書的榮國府中，趙姨娘不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因為她說主子不像主子，說丫鬟不是丫鬟。在現實生活裏，這類不上不下的半吊子式的人物，也是時有所見的。你說她是主子，她知道自己不是主子，會認為你在拿她開心。你說她是丫鬟，她當然知道自己不是丫鬟，會認為你太小看了她。
生活中的這種人很難侍候，開會她坐哪裏，發言她排第幾，吃飯她放幾桌，乘車是硬是軟，很難拿捏。高了不是，矮了更不是。而且，這類做鹽不成、做醋不酸的人，還不那麼自覺，很以為自己是塊料。
其實，她是一個有她不多、無她不少的人物。榮寧二府都這樣看她，但她卻不這樣看，她認為自己很重要，至少應該重要。無論如何，她是賈政的小老婆，小老婆也是老婆，她不會讚同公孫龍，白馬非馬的邏輯推理。她要是寫雜文，肯定從理論上求證是可以與王夫人分庭抗禮的。因為王夫人萬一得了心肌梗塞死了，她是最有資格升為正老婆的，而正老婆是所有當小老婆畢生追求的至高境界。如果不是這個賈政老婆的特殊身份，而是別的什麼人，譬如做那個撒酒瘋的焦大老婆，譬如那個賣假藥的王一貼老婆，也許覺得沒有必要這樣向命運抗爭了。
惟其不平，才要革命。在中國，最愛革命的是農民。曆史上無數起義，都是地裏種莊稼的泥腿子，把鋤頭一扔，就鋌而走險去把皇帝拉下馬了。因為革命的道理，千千萬萬，不平等是最值得革命的。愈處於底層的，愈受到壓迫的，愈感到不公平的存在，也就愈能找到揭起義旗的充足理由。
譬如虛名，對正常人來說，有，也好，無，也可，但對某些類似農民的人來說，簡直性命交關，他覺得應該當上什麼閑職，而沒有當上，他覺得應該得到什麼空銜，而沒有得到，其實是鏡花水月的事，也當真得要命，於是，便會亢奮為一股虛火。勁兒一上來，比內分泌失調還難受，不安，折騰，出虛汗，心跳過速，一副天喪予的德行，一定要壓倒誰，一定要擺平誰，一定要爭到什麼名目、地位，才肯安生。否則，隻能是寢食不安，上鬧下跳，左右作踐，到處活動，東奔西跑，訴苦鳴冤，這也是實在沒有辦法的事情。文化人尚且如此，何況趙姨娘是這樣一個不甘於不重要的狀態，而要改變自己命運的絕不肯安分的女人呢？
男人不安分，便要鬧事，女人不安分，更要鬧事。但男人鬧事，成則為王敗則寇，而女人鬧事，十之八九，無不以出醜告終。趙姨娘在榮國府裏，老是做出不頂屁用的反彈，老是弄出些貽笑大方的舉止，老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甚至“辱親女愚妾爭閑氣”，結果遭來更多的屈辱，便成了一個經常出醜而討人嫌的角色。
這種人，在文學史上，也不鮮見。寫不出東西，或寫不好東西，其實那是很正常的事。每個時代，稱得上大師的終究是極少數，自封大師者例外。大多數都是過眼煙雲，寫過一陣，寫過幾篇作品，留得下就留下了，留不下也就拉倒，盡到責任，問心無愧，也就算完成任務，然後，創作力衰退了，江郎才盡了，連放個屁也不臭了，不必為之痛心疾首，那就封筆好了。木匠有拉不動大鋸的一天，鐵匠有掄不起大錘的一天，為什麼作家就沒有放下筆的一天呢？
興起打打太極，懶時睡睡早覺，清晨練練書法，晚上搓搓麻將，釣魚養鳥，種花栽草，讀書看報，頤養天年，這是何樂而不為的快活呢？但有的作家，即使再寫不出一個字者，也絕不與文壇告別，堅決筆耕不輟名分這股虛火，使他不甘心於林下雌伏，總要產生與同輩，與晚輩決一長短的雄心，哪怕一飯三遺矢，也鬥誌昂揚，哪怕愈鬥愈敗，也不肯認輸。而愈敗愈鬥的結果，就隻有借助於文學以外的手段，來收拾他的文學勁敵或假想中的敵手了。這種文學上的總是悻悻然的趙姨娘輩，便是文學總有熱鬧的原因。
問題不是趙姨娘不該鬧，任何人，受壓迫，都會奮起反抗，都應該予以革命，這是正常的屬於物理學上的反應。但是趙姨娘既缺乏站出來與勁敵較量的資本，又缺乏最起碼的與對手一搏的勇氣，因而不能，也不敢正麵反抗；可是，做到逆來順受，永遠不反抗，她自忖作為賈政的老婆，這名分也讓她不肯善甘罷休。正如一些過氣作家一樣，還覺得自己當令，還在名片上印上這個理事頭銜，那個委員名稱，還要在榮國府裏賣一份好價錢地招搖，自然，難怪平兒對這位老人家，就有“著三不著兩”的不佳評價了。
因為她不能像另外一位周姨娘那樣，淡泊無為，退讓不爭，守拙本分，甘於寂寞。這位被人尊敬的周姨娘，未必讀過老莊，但生活使她明白，無望的掙紮，還不如一動不如一靜，否則，徒取其辱罷了。但趙姨娘不懂這一點，非常地想報複，以致罔顧一切，以致失去最起碼的理智，說她是報複狂，大概不錯。所以，中國農民革命最直接的成果，就像“文化大革命”那樣，將所有不順眼的一切橫掃幹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