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語
峽江地區是一個極具特色的地理單元，處於長江流域的交通要道，在葛洲壩、三峽大壩等工程的帶動下，峽江地區發現了大批漢晉墓葬，為峽江考古研究迅速提高提供了一個契機。本書在充分了解此地人文地理環境的基礎上，回顧了前人對峽江地區漢晉墓葬的研究情況，認識到峽江地區漢晉墓葬文化麵貌十分複雜，於是以此為切入口，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利用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先對峽江地區漢晉墓葬形製和部分文化麵貌比較複雜的器物進行類型學分析，嚐試按照文化因素的不同來源進行型式劃分，然後在墓葬和器物型式劃分的基礎上，根據不同的文化來源將峽江地區墓葬文化因素分成甲、乙、丙、丁、戊、己、庚七組，甲組為中原文化因素，乙組為本地區域文化因素，丙組為長江中下遊文化因素，丁組為西南夷地區文化因素，戊組為北方少數民族文化因素，己組為域外文化因素，庚組為南方文化因素，並對甲、乙、丙三組不同時期的演變進行了分析。
然後結合前人分期成果，以文化階段轉變為依據，參考重大的曆史活動，將漢晉墓葬重新分為五期，並討論不同時期各組文化因素的強弱演變，發現甲、乙、丙、丁、戊、己、庚七組一直處於變化之中，其中前三組的演變對於峽江地區文化演變的方向具有決定作用。依據各組的變化情況對峽江地區漢晉墓葬製度及考古學文化階段性演變進行了分析，認為峽江地區自西漢以來，在西漢中期和西晉中期有兩次重大的文化轉變，這兩次轉變分別導致了漢文化和晉文化的形成。同時細化漢文化研究，認為漢文化在形成之後，於王莽時期和東漢中期還有兩次內部演變。最後結合文獻對這幾次轉變進行背景分析，得出文化演變與政治中心的遷移、政策和政治製度的變化、經濟中心移動、移民遷移、戰爭等方麵有著密切的關係。
最後在峽江地區漢晉墓葬的分析基礎上，總結出峽江地區考古學文化的五大特點：物質文化因素極為複雜；墓葬資料所反映出來的精神信仰觀念也比較複雜；峽江地區對強勢政治經濟文化的依附性；封閉性和開放性共存；峽江地區更多的時候隻是一個文化傳播中介。根據考古學文化以峽江通道為中心特點，提出峽江考古學文化是一個“通道性文化”。
由於學力、時間和材料的限製，本書僅重點分析了峽江墓葬文化的分組、分期以及規律演變，並總結了相關的特點，其他問題多未涉及，因此許多問題有待於解決。
問題一，峽江地區考古學文化與族屬問題。從文獻的記載來看漢晉時期峽江地區生活著大量的少數民族。如《華陽國誌·巴誌》中載“其屬有濮、、苴、共、奴、獽、夷、蜑之蠻”。左思在《蜀都賦》中也說“於東則左綿巴中，百濮所充”。後來成漢又引僚入蜀，有部分散布到峽江地區。此外還有許多的武陵蠻，《華陽國誌·巴誌》載：“(羅獻)因表以(楊)宗為武陵太守，住南浦；誘恤武陵蠻夷，得三縣初附民”。晉初還“置武陵郡，主夷。”此處僅舉幾例，《漢書》、《後漢書》、《三國誌》、《晉書》等文獻多有涉及到峽江地區少數民族問題。所以峽江地區少數民族絕不在少數。但是通過墓葬考古學文化來看，主要是漢族文化遺存，少見其他少數民族特征的器物，就此得出峽江地區不存在少數民族，顯然和曆史文獻矛盾，這也是本書未進行族屬分析的主要原因。筆者對出現這種矛盾作了兩種推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