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奈保爾印度敘事的後殖民觀照
奈保爾的文化身份非常獨特而複雜。他是印度最高種姓婆羅門的後裔，卻遠離母邦本土文化的大氛圍；他出生在特立尼達，但不滿其島國曆史文化之貧瘠；他接受的是英式教育並定居英國，可又無法擺脫身處“中心”時的“邊緣”感。這樣一種特殊複雜的文化身份使得奈保爾的印度書寫呈現出一種斑斕多彩的和聲複調，同時也使他與上述歐洲人的印度書寫體現出異中有同且同中有異的格調。
吉卜林筆下的印度，有帝國話語籠罩下的殖民地一麵，也有流浪的精神家園一麵。1889年吉卜林回國後，常常沉浸在對印度的思念之中，印度成為他精神流浪的永遠故鄉：“除了法國以外，也許隻有印度才能讓吉卜林完全感到賓至如歸……吉卜林幻想重返印度，接近印度就仿佛走向家園。”《基姆》中基姆在印度大地上的東奔西串和精神探索象征了吉卜林對印度文明的某種回歸。“喇嘛是基姆道德覺醒的主要源泉，對於基姆的身份認同至關重要。”通過基姆與精神導師喇嘛的親近，吉卜林暗示，雖然英國在物質力量上強於印度，但印度人的宗教比英國人的要優越。因此，“《基姆》中關於基督教代表人物的描寫很少有正麵的讚許。”或許是因為吉卜林對異質文化的熱愛和創作中地理場景的不斷變換，有人評價道：“無根性是吉卜林作品的本質特征。”而對於奈保爾來說，自幼年時代起，他就形成一種“漂泊意識(a sense of dislocation)”。“奈保爾的漂泊意識也是文化和曆史性的。”與吉卜林的筆下存在兩個印度世界相似，奈保爾心目中也有兩個印度，即“個人化印度”與“後殖民地印度”。他的前一個“印度”帶有尋找失落的精神家園之旨趣，後一個“印度”則是他冷靜觀察印度後的實錄而非吉卜林筆下的傳奇，盡管其間也有諸多與事實不盡吻合之處。
奈保爾曾這樣說明他創作《幽暗國度》的動機：“我認為它(指《幽暗國度》)不是那樣的，不是攻擊印度的。我認為它是對我的不幸的一個記錄。我不是攻擊任何人，實際上它是一個令人極為感傷的體驗。”奈保爾將自己視為前殖民地的居民，而今成為一個“居無定所的世界主義者”。因為他的作品更多地表現自己和反映個人曆史，人們可將之視為論述透析當代世界的“個人化體驗”。與吉卜林將印度視為提供物質便利的場所不同，奈保爾重在“無根人”心靈痛苦的衍射，對象就是印度這個“黑暗地帶”或曰“幽暗國度”。因此，“他的心緒在對印度毫無掩飾的憤怒和痛苦的自我審視之間徘徊遊弋”。他在第一次印度之行結束時回顧道：“直到返回倫敦，身為一個無家可歸的異鄉人，我才猛然醒悟，過去一年中，我的心靈是多麼的接近消極的、崇尚虛無的印度傳統文化；它已經變成了我的思維和情感的基石。” 盡管他接著聲稱回到西方世界以後，印度文化精神從他的身邊悄悄溜走，但事實上，一場關於印度文化的個人體驗已經發生。
奈保爾與福斯特既相聯係又相區別之處在於，兩人都在尋求東西方世界的彙合與人類心靈的溝通，並且都遇到了無法克服的阻礙。不同的是，前者以富含隱喻色彩的傑作《印度之行》為手段試圖打通橫隔在東西方民族之間的屏障，後者則以自己數次親臨母邦印度考察的經曆來論證東西方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互相信任、互相理解。
奈保爾作為印度後裔和英國居民，再兼之其深厚的西方學養，使其文化身份呈現出錯綜複雜的局麵。如果說福斯特的兩次印度之行是純粹的西方人了解東方世界，那麼，奈保爾的三度印度之旅也在一定程度上對其進行了克隆。雖然我們承認奈保爾的印度之行確有尋根之意，但這與他借助西方文化視角觀察印度文明並不矛盾，也與他在印度無意中創造的東西方民族交往之個案並無抵觸。
奈保爾的確踏上了去印度的文化尋根之旅，但有意思的是，他認為：“東西方之間的全麵溝通和交流，是不可能的；西方的世界觀是無法轉移的；印度文化中依舊存在著一些西方人無法進入的層麵，但卻可讓印度人退守其中。” 這仿佛吉卜林關於東西方關係斷言的老調重彈，定下了他尋根之旅的基調，也預示了作為西方文化載體之一的他在邂逅印度文明時的陌生情感與逃避姿態。他說：“身在印度，我總覺得自己是一個異鄉人、一個過客。它的幅員、它的氣候，它那熙來攘往摩肩擦踵的人群——這些我心理早有準備，但它的某些特異的、極端的層麵，卻依舊讓我覺得非常陌生。”印度的自然景觀也過於蒼涼雜亂，讓他感覺“格格不入”。也許正是這種與印度隔閡陌生的心理作梗，奈保爾竭力想認清他的印度朋友亞齊茲的本來麵目，“雖然他對印度的了解不可謂不多，但他仍然未能成功。對他而言，印度仍然是一個黑暗地帶，不管他如何聲稱自己身在其中，他仍是一個局外人。”而一旦回到自己賴以安身立命和界定生存意義的西方文化中間，他就發現：“印度精神悄悄地從我身邊溜走了。在我的感覺中，它就像一個我永遠無法完整表達、從此再也捕捉不回來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