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泰戈爾與奈保爾比較研究
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 是聞名世界的印度文學巨匠，他的文學活動主要是在19世紀後期到20世紀三四十年代，他於1913年為亞洲第一次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印裔英國移民作家奈保爾(V. S. Naipaul) 於1932年出身於西印度群島特立尼達的一個印裔婆羅門家庭。他於2001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兩位生活年代不同、生活地域相異的作家，表麵上看來似無任何聯係，實際上，他們之間存在許多值得比較的地方。本文擬從環繞在他們頭上的諾貝爾文學獎“光暈”和二人關於印度社會現實的論述入手，探尋他們的同中之異與異中之同。
第一節諾貝爾文學獎“光暈”
首先從環繞在泰戈爾與奈保爾頭上的諾貝爾獎“光暈”入手，分析一下殖民與後殖民時期諾貝爾獎的某些共同特征。
無可置疑的是，作為殖民時期與後殖民時期的強勢語言，英語在泰戈爾與奈保爾的獲獎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這充分顯示了作為西方權力話語之一的諾貝爾文學獎的一大特點。
近代以來，生活在英國殖民統治之下的孟加拉精英分子，因急於“分享英語帶給他們的顯而易見的技術、文化和政治進步，急於滿足梵語和波斯語不能給予他們的對現代世界的知識渴望，還因為開闊眼界，甚至是他們自己靈魂健康的需要，感到印度人必須學習英語，並通過英語掌握歐洲古代、近代的智慧知識”。泰戈爾的父親也深受時代風尚的熏陶。他對孩子們采取本土文化與外國文化並行不悖的教育方式。他既要求泰戈爾學習梵語和孟加拉語，又親自教他學習英語。泰戈爾後來回憶道：“父親教我學英文，隨身攜帶了一些彼得·伯爾利故事叢書，從中挑選一本班治敏·弗蘭克林傳記作為我的英文課本。” 通過不斷努力，泰戈爾的英語達到了很高水平，為他1878—1880年留學英國及後來進行英語創作或英語翻譯打下了堅實的語言基礎。
1912年初去英國倫敦前夕，泰戈爾首次用英語翻譯了他自己用孟加拉語寫成的《吉檀迦利》中的部分詩歌。泰戈爾後來回憶說，他用英語翻譯的那些詩歌使自己在西方引人注目：“那些翻譯的書成了我訪問西方世界的資本。命運使我逐漸在印度以外的世界獲得了地位，雖然這並非我的本意。”同年5月，泰戈爾到達倫敦後，便給他的英國友人、時任倫敦皇家美術學院院長的威廉·羅森斯坦看了一些自己的譯詩。羅森斯坦認為，泰戈爾的詩非常神秘但又新穎別致。他把泰戈爾的詩歌給朋友安德魯·布拉德雷看時，後者也有同感。羅森斯坦依稀覺得，一位東方大詩人來到了西方世界。他將此事告知愛爾蘭著名詩人葉芝。葉芝後來於1923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當時的西方文壇，處於領導地位的是後期象征主義文學思潮，後期象征主義作家往往從對個人命運的思考擴展到對曆史命運的思考，從對個體的生命探秘擴展到對永恒的普遍真理的探求，而在這方麵表現最突出的就是後期象征主義詩歌的傑出代表葉芝。葉芝看了同樣充滿神秘象征色彩的泰戈爾譯詩後寫道：“這些詩向我展示出平生夢寐以求的一個世界。這些詩篇盡管屬於無比高尚的文化，但卻仿佛從普通的土壤裏生出的青草和燈心草。”葉芝對泰戈爾詩歌的讚頌鼓舞了羅森斯坦。後者“熱情崇拜泰戈爾，並急於讓其他的人都來了解泰戈爾的詩作。他覺得他有了一個偉大的發現：泰戈爾不僅是印度詩人，而且也是整個人類的詩人並屬於整個世界”。羅森斯坦向英國的印度學會建議，它應為自己的成員泰戈爾出版詩選，葉芝同意為之作序。可以說，他為西方世界“發現”泰戈爾助了一臂之力。於是，英文版《吉檀迦利》第一版於1912年11月問世了。所有英國報紙都對這本書的出版表示歡迎，這使泰戈爾立即蜚聲於西方世界。這為泰戈爾競爭諾貝爾文學獎提供了一個有利的平台。這從瑞典文學院給予泰戈爾的獲獎評語中便可看出：“泰戈爾的《吉檀迦利》是一部宗教頌詩集……這部作品已完全地、實實在在地歸屬於英語文學了。雖然作者本人就文化教養和創作實踐而言，是印度本民族語言的詩人，但他卻給他的詩披上了新裝(英語)，而這新裝在形式與靈感的獨立性上都同樣完美。由於克服了語言的障礙，這使英格蘭、美國以及整個西方世界中那些對貴族文學抱有興趣並予以重視的人士都能接受和理解他的詩作。”
再看奈保爾。奈保爾與泰戈爾不同，他的家庭雖然也屬於印度的高種姓婆羅門種姓，但卻非常貧窮。他的父親隻受過很少的正規教育，年輕時打過各種各樣的短工，但依靠自學成了特立尼達《衛報》的一名記者，他還寫過一些短篇小說。奈保爾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名作家，很大程度上是受了他父親的影響。更有意義的是，奈保爾還在童年時，他父親常常會把他叫去，給他讀自己特別喜歡的一些英國文學作品的片段，如莎士比亞劇本《尤利烏斯·愷撒》中的幾段演說，狄更斯小說《霧都孤兒》、《大衛·科波菲爾》中的一些片段，等等。他一邊朗讀，一邊講解。奈保爾很快就對父親所喜歡的東西產生了興趣。在殖民地學校裏，他學習的是《科林斯經典係列》等。可以看出，奈保爾接受的文學教育主要是以英國文學為代表的西方文學。父親得到了在《衛報》的工作後，奈保爾一家搬家到了西班牙港。據他自己回憶，這座城市隻有十二英裏遠，但他卻像是到了另外一個國家。他們把不足掛齒的印度鄉村世界，一個記憶中正在變得模糊的印度形象拋在了腦後。他再也無法返回那種熟悉的生活，他與印度的母語失去了聯係，他從未再讀過《羅摩衍那》。在父親的鼓勵下，14歲的奈保爾就立誌要去英國學習。1950年，奈保爾終於如願以償。他以優異的成績，從特立尼達的殖民政府那裏獲得一筆豐厚的獎學金，這樣的獎學金在當地一年隻有四個名額。接下來，奈保爾前往英國牛津大學學習，並於1953年獲得英語文學學士學位。這時，他已經完全具備了用西方強勢語言即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所熟悉的英語進行創作的實力。
不可否認的是，一定程度上，泰戈爾和奈保爾的獲獎皆與西方人的身份認同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畢竟，諾貝爾文學獎代表了過去乃至今日政治經濟處於強勢地位的西方世界的權力話語。
泰戈爾的英文版詩集《吉檀迦利》在倫敦出版後，英國皇家文藝協會負責人、正為當時的大英帝國物色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的T. S. 摩爾向瑞典文學院寄出了推薦泰戈爾角逐1913年諾貝爾文學獎的信函。摩爾當時是英國皇家文藝協會的一位要人，他從1912年起便開始負責一項艱巨的任務：為當時顯赫的大英帝國爭取諾貝爾文學獎，此前頒發的12屆諾貝爾文學獎，英國隻有魯德雅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 在1907年獲獎。“日不落帝國”傲慢的自尊心受到了嚴重打擊。作為英王治下的英屬印度的一介臣民，泰戈爾無形中擔當起了為印度也為大英帝國爭取殊榮的特殊使命。
另一方麵，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義後，英國女王於1858年直接掌握英國殖民政府對印度的控製權。印度正式成為英國的殖民地。此後，“英屬印度”(British India) 無論作為一個政治概念還是文化地理概念，都已經深入英國人乃至一部分歐洲人的心目中。1912年泰戈爾抵達英國時，摩爾視其作品為英語文學的一部分並舉薦之，瑞典文學院則視其為西方文學的一部分而屬意之，應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從此意義上來說，泰戈爾真是國家不幸詩家“幸”。一位英國評論家於泰戈爾獲獎後在英國的《伯明翰郵報》上帶著殖民帝國心態所講的話可以佐證：“從今以後，談到印度英語詩歌(IndianEnglish poetry) ，誰也不能忽視這一事實：就這種詩歌而言，隻有這兩大代表人物成為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這是一對奇怪的夥伴：吉卜林與泰戈爾！”
瑞典文學院在諾貝爾文學獎授獎辭中解釋道：“奈保爾是康拉德的繼承者，他從道德觀的角度，也即從對人類造成何種影響的角度，記錄了(殖民)帝國的興衰變遷。”這曲折地反映出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的隱蔽心態。在他們那裏，奈保爾關於第三世界的英語書寫就如同康拉德在其小說代表作《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 裏對“野蠻”之地黑非洲的文學敘事。奈保爾與康拉德在某些方麵畫上了等號。事實上，奈保爾1953年在英國牛津大學獲得學位後，便於1955年與英國姑娘黑爾(P. Hale) 喜結連理並定居英國，在形式上完成了從“邊緣”(殖民地)向“中心”(宗主國)的轉移過渡。1956年，他成為英國廣播公司(BBC) 的自由撰稿人，同時開始創作生涯。奈保爾自1957年發表處女作《神秘的按摩師》起，迄今已經出版了各種作品20多部。獲得諾貝爾獎以前，他已經獲得眾多文學獎，其中包括英國的約翰·魯林·裏斯紀念獎、毛姆獎、布克獎、艾略特獎和首屆戴維·可恩英國文學獎等。雖然奈保爾是一外來移民，但他的成就不能不讓特立尼達的前宗主國英國引以為榮。鑒於他對英語文學的重要貢獻，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於1990年授予他爵士頭銜(這與1916年英王授予泰戈爾爵士稱號何其相似)。他逐漸獲得了包括諾貝爾獎評委在內的歐洲主流社會的認可。奈保爾的創作屬於“後殖民地文學”的範疇。所謂“後殖民地文學”是指原來英法等國的殖民地諸國的文學創作。但是，無論作為理論概念還是文學現象，“後殖民地文學”都隻是英語界的產物。因此，“後殖民地文學”也被稱為“英聯邦文學”或“第三世界文學”。這些後殖民地作家用英語寫作，他們的作品可以稱為 “小寫的英語文學”(english literature) 。在20世紀60—80年代，奈保爾和其他一些作家如薩爾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 等拒絕“英聯邦作家”這一曖昧的稱號，但事實上，他們已經有意無意間進入了一種“新殖民文化安排”的秩序裏。從這個角度來說，奈保爾的獲獎也許應該是民族不幸(特立尼達被殖民)自家“幸”。
泰戈爾獲獎在很大程度上也與西方人的東方觀有一定的關聯。某種程度上，這是一種東方主義的心態。奈保爾的獲獎也或多或少與此相關。
當代後殖民理論家認為，“東方”(The Orient) 是“學者的一種話語，它代表著現代歐洲近來從仍屬於異質的東方所創造出來的東方”。進一步說，這種東方主義思想無形中已成為西方人的集體無意識，潛移默化地影響著瑞典文學院諾貝爾獎評委的旨趣和判斷。瑞典文學院在頒獎詞中如是說，泰戈爾用任何人都能理解的英語，傳達了長期存在於西方人臆測之中的“東方寶庫的福音”。“泰戈爾向我們展示的是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文化，這種文化在印度遼闊的、平靜的、奉為神聖的森林中達到了完美的境界。這種文化尋求的是靈魂的恬靜和安寧，這與自然本身的生命是互相和諧的。”對於奈保爾，諾貝爾獎評委們則說，在他的小說《抵達之謎》中，“就像一位人類學家在研究密林深處尚未被開發的一些原始部落那樣”，他“創作出了舊殖民地統治文化悄然崩潰和歐洲鄰國默默哀亡的冷峻畫卷” 。“東方寶庫”也好，“原始部落”也罷，均可看出他們閱讀泰戈爾詩歌與奈保爾小說時一種積極而隱蔽的“誤讀”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