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知識分子”與“電視知識分子”釋義
雖然許多學者反對在學術文章中用大量的篇幅解釋定義，而影響到觀點的闡釋和論證，但是，鑒於有關“電視知識分子”討論中的分歧，在很大程度上是源於對於“知識分子”概念理解的差異，所以在此非常有必要簡單梳理對於“知識分子”的認識，並提出本文在論述“電視知識分子”時，主要參照哪些有關知識分子的理解。畢竟，必要的釋義有利於觀點的鋪開，也就是所謂的“名正而言順”。
一、“知識分子”概念解讀
界定“知識分子”概念，是十分困難的事情。“知識分子是個曆史的範疇，它不是從來就有，也不會永恒存在，它是一個發展變化的概念，古今中外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時期、不同的條件下，知識分子的內涵和外延都是不斷地發生變化的。” 所以，我們有必要在界定之初，明確幾點認識前提：
1.界定的邏輯前提
第一，中西方對於“知識分子”概念的理解是不同的。《知識分子論》的作者薩義德也承認：“如果談起知識分子，就不能像以往那樣泛泛而談，因為法國的知識分子在風格與曆史上完全不同於中國的知識分子。換言之，今天談知識分子也就是談論這個主題在特定國家、宗教甚至大洲的不同情況，其中似乎每個都需要分別考量。” “而在美國，知識分子往往不是一個好稱呼，而指那些不切實際的空想家。” 所以，研究中國的知識分子必須放在中國的特殊語境下進行，對於西方有關“知識分子”的理論，應當以揚棄的拿來主義精神，盡量做到不盲從、不硬套。
第二，“知識分子”概念是個變動中的範疇。在較早的定義中，例如1949年出版的《知識分子的任務與出路》中，於毅夫認為“知識分子，一般的說是讀書的人” 。倘若在當下中國的現實環境看來，似乎沒幾個人不是知識分子了。顯然，對於“知識分子”的理解是不斷深入和變化的。
第三、學界和民眾對“知識分子”的理解是存在差異的。舉個通俗的例子，在1992年春節聯歡晚會上，趙本山的小品《我想有個家》中有這樣一句台詞：“六級木匠，相當於中級知識分子。”從中不難看出，對於“知識分子”的理解，“在中國人的語言實踐中，‘知識分子’自然是‘知識多的人’，說一位知識淵博但不關心社會命運或人生意義的中科院院士不是‘知識分子’，絕大多數人會覺得不可理喻”。民眾更多的是從學曆、能力、地位上來認識知識分子的，與學術界的認識具有一定的差距。但是，“電視知識分子”由於要經常麵對廣大受眾，所以對其的研究也必然要考慮大眾的觀念。
第四，學術界內部對“知識分子”的定義也不盡相同。無論在西方還是中國，學者對於知識分子的內涵和外延存在著較大的分歧，這個問題在下麵的釋義中將具體論述。
正因為有了以上的認識前提，我們在研究“知識分子”以及由此產生的“知識分子問題”時，就應當充分考慮普適性和特殊性。在中西方文化、傳統與現代、現代與後現代交錯的複雜的中國文化語境中，盡可能地將普適性與特殊性根據不同論述的需要既區分又綜合地對待，這是本研究的一個立足點和出發點，畢竟僅從一個層麵去看待，也許我們談到的所謂“知識分子”問題，在持另外立場的其他人看來，根本就不是一個有關知識分子的問題。在中國特情下研究知識分子，往往會陷入需要不斷偷換概念才能夠繼續論述的尷尬境地，可能這才是知識分子研究的一個核心問題——模糊的定位和身份認同的危機。尤其在強勢的大眾媒體介入下，這一問題顯得更為突出。所以，在本文中，筆者研討電視知識分子問題時的基本邏輯是：對於“知識分子”一詞的使用，由於其範圍不可絕對化確定，不是一成不變的，應當區分語境，並綜合考慮中國當下的現實情況。
2“知識分子”釋義
“知識分子”概念的模糊很大程度上與“知識分子”一詞是個“舶來品”有關，產生於西方近代社會的“知識分子”一詞，在一定程度上無法在漢語中找到一個完全對應的詞語。對此，王增進先生在《後現代與知識分子社會位置》一書中談到，盡管漢語詞“知識分子”與西語有關諸詞在“所指”上有時是一致的，均可用來指文人、藝術家、學者之類的人，但兩者的切入角度是不同的：“知識分子”是從“知識多少”的角度切入的；西語有關諸詞則是從“理性思考能力強弱”或“智力高低”的角度切入的。
(1)西方學術界對“知識分子”的理解
一般認為，西方“知識分子”一詞有兩個源頭：一為19世紀60年代的俄國，也有學者認為是源於波蘭；二為19世紀末的法國。另外，王增進先生通過考證，認為西方“知識分子”應該還有一個英語的源頭。杜維明先生則認為，今天英文、德文、法文說intellectual，就是溯源於19世紀俄國時代的intelligensia。由於論證“知識分子”詞源不是本文重點，在此不一一列舉。按照古爾德納的說法，“intellienty”(知識人)這個詞於19世紀60年代出現於俄國，指的是一群受過良好教育、愛批判現狀的自覺的精英；“intellectual”(知識分子)這個詞是通過抗議法國政府迫害德雷弗斯的《知識分子宣言》而流行起來的。
20世紀以來，西方對於“知識分子”的理解也存在眾說紛紜的狀況，按照薩義德在《知識分子論》中的研究，認為20世紀關於知識分子最著名的描述有兩個。第一個是葛蘭西的。“葛蘭西試著顯示，在社會中履行知識分子作用的人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傳統的知識分子(traditional intellectuals)，例如老師、教士、行政官吏，這類人代代從事相同的工作；第二類是有機的知識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在葛蘭西眼中，這類人與階級或企業直接相關，而這些階級或企業運用知識分子來組織利益，贏得更多的權力，獲取更多的控製。”“另一個極端則是班達對於知識分子著名的定義：知識分子是一小群才智出眾、道德高超的哲學家-國王(philosopher-kings)，他們構成人類的良心。”薩義德介紹的兩種有關“知識分子”的描述，可以說是西方“知識分子”認識的兩個極端，介於兩者之間的，比較有代表性的釋義，還有卡爾·曼海姆的“自由漂浮的知識分子”理論(1936)，艾爾文·古德納的“知識分子新階段”理論(1979)，拉塞爾·雅各比的《最後的知識分子》(1987)和利奧塔的《知識的與其他的文本的墳墓》(1984)所代表的知識分子消亡論，齊格蒙·鮑曼的知識分子從“立法者”到“闡釋者”的轉變(1987)，愛德華·薩義德的“業餘的、流浪的知識分子”理論(1996)，波斯納的“公共知識分子衰落”研究(2000)等等。
此外，西方對“知識分子”的認識也有共同的一麵，陳平其先生認為俄國、法國對於知識分子的理解都強調了知識分子的社會批判、社會關懷的價值理念，特別強調知識分子內在的質的規定性，較少關注知識分子外在的、顯性的特征。這其實也成為西方知識分子觀念的一個共同的特點。葉啟政先生也認為：“以文化象征的立場來為知識分子的基本社會意涵定位，是諸多西方社會學者共同的看法。” 餘英時先生認為，“根據西方學術界的一般理解，所謂‘知識分子’，除了獻身於專業工作以外，同時還必須深切地關懷著國家、社會，以至世界上一切有關公共利害之事，而且這種關懷又必須是超越於個人(包括個人所屬的小團體)的私利之上的。所以有人指出，‘知識分子’事實上具有一種宗教承當的精神” 。1965年5月21日，美國《時代周刊》給“知識分子”下的定義可謂西方對“知識分子”相對具有共識的表述：“第一，一個知識分子不隻是一個讀書多的人，一個知識分子的心靈必須有獨立精神和原創能力，他必須為追求觀念而追求觀念。第二，知識分子必須是他所在社會之批判者，也是現代價值的反對者。”保爾·薩特曾談道：“一位原子能科學家在研究原子物理時不是一個知識分子，但是，當他在反對核武器的抗議信上簽字時就是個知識分子。”
(2)我國對“知識分子”的理解
首先，按照餘英時先生的觀點，中國“知識分子”傳統更加悠久。代表“社會的良心”的知識分子無論在西方社會或中國社會都是存在的。但是從曆史的角度來觀察，中西的知識分子傳統卻有極大的不同。這個傳統在西方是一個現代的現象，一般地說，其形成不能早於17、18世紀。西歐啟蒙運動中的“思想家”(philosopher)大概可代表西方知識分子的原型；俄國的intelligentsia的淵源也隻能上溯到18世紀。在西方的對照下，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真可算是源遠流長的了。我們的傳統至少要從春秋戰國時代算起，足足有兩千多年的曆史，而且幾乎可以說沒有中斷過。所以，在中國研究知識分子問題應當對於“士”、“士大夫”、“文人”等傳統予以充分的考慮。
其次，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國對“知識分子”的理解更多地強調勞動屬性、受教育程度和職業特征等外在表現形式。
比較早的定義為1956年版《知識分子》中的“知識分子(出自拉丁文intellegens——意指有理解力的人，有思想的人)是由專門從事腦力勞動的人(科學家、工程師、教師、作家、藝術家、醫生、農學家和大部分職員等)所組成的社會階層。作為一個階層而不是一個階級，知識分子在社會生活中是不能起獨立的政治作用的”。《辭海》中也有類似的定義：“有一定文化科學知識的腦力勞動者。如科技工作者、文藝工作者、教師、醫生等。”從國內研究者和工具書的一般理解可以看出，在廣義的範疇上，我國的學術界對“知識分子”的認識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普遍共識，即“知識分子是文化程度比同時代社會勞動者平均水平超出許多的，主要以創造、傳播、應用科學文化知識為謀生手段的腦力勞動者”。當然，知識水平有多高才算知識分子，是隨著社會科學文化水平的提高而不斷提高的。50年代的中國，高中文化水平可以算得上知識分子。到了90年代，至少大學文化以上才可以進入知識分子行列。應當注意的是，這種認識和定義與政府執行的“知識分子”政策一道直接影響了公眾對“知識分子”的理解。在研究大眾媒體中的“知識分子”時，必須經常從受眾角度思考問題，而這個角度更多地指向廣義的知識分子定義。
第三，當下中國學術界對於“知識分子”概念的理解也在不斷多元化，具有在認同西方理念前提下加以本土化改造的趨勢。
有關“知識分子”現代意義的爭議表明，知識分子不單是某一國度的特殊問題，而是一個全球性關心的問題。它不僅反映了知識分子自我認識的高度，而且涉及知識分子未來的文化走向。許紀霖先生認為：“從一般的常識來說，知識分子首先是有知識的，是所謂的‘腦力勞動者’……教育背景隻能證明某人是知識分子出身，而不一定是知識分子。” 杜維明先生認為：“所謂知識分子，是指關切政治、參與社會並關心文化事業的職業人士。具體地說，他們來自學術、媒體、企業、政府、民間組織及社會各行各業。”鄭也夫先生認為：“知識分子是這樣一些人，他們在其社會生活中，在其工作、交往和表達時，比其社會中多數成員更頻繁地使用符號象征體係和‘一般性’的概念、範疇，即運用一種特殊的‘語言’。” 陶東風先生認為：“知識分子作為社會群體中的一個特殊階層，即作為知識、思想、價值觀念、意識形態等的構造者、闡釋者與傳播者，一般而言，其知識、思想與價值觀念在社會的各個階層中處於領先的與引導的地位。” 蕭功秦先生認為：“知識分子就是以知識為基礎，通過對社會困境的獨立思考而形成自己的信仰與道德理念，並以這種自己認同的理念為基礎形成對社會的批判能力的人。” 裴毅然先生認為：“通過中西方學人的共同努力，知識分子的定義得到了必要的當代補充——除了宗教承當、社會良心、執掌理性等傳統精神，還應推動現實、設計未來，最高境界則為創造文化，參與思想的生產與傳播。” 類似的觀點散見於近幾年來大量發表於學術期刊的有關知識分子研究的學術論文中。可見，中國學者在輸入西方有關知識分子理論的同時，結合了中國傳統和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現狀，積極地對“知識分子”的意指進行了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