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規則是供大眾共同遵守的製度或章程。規則有兩個基本特點：一是規律性，二是利眾性。就是說，規則既要合乎社會發展運行規律，又要有益於社會公眾。
人類社會必須要有規則，因為，規則是維持社會正常運轉的必要條件，在一個特定的空間裏，如果僅有一個人生活，規則是不必要的。如果有兩個人生活，就得有簡單的規則，比如，不能相互侵犯、幹擾，如何互相協調共處。不幸的是，社會由很多很多的人組成，人們不得不依照規則來分享自然、社會、政治和權力資源。因此，規則和人類社會共生，規則是社會穩步發展的保證，按照法學家的說法，規則是為了保護人類不在互相爭奪中毀滅。
二、
人在什麼情況下不肯遵守規則？如果不遵守規則能帶來好處，而又受不到懲罰，那麼人一定不遵守規則。坑蒙拐騙，製假售假，偷稅漏稅，投機鑽營，行賄受賄，賣官買官等等，都是不遵守規則的劣行。一個社會最可怕的是形成一個破壞規則的鏈條，在這個鏈條的作用下，破壞規則的行為得到最大限度的承認和保護，投機鑽營受到領導青睞，行賄討好得到重用升遷。可見，遵守規則是利益驅動，破壞規則也是利益驅動；因此，從製度建設來說，迫使人們遵守規則的最有效手段是運用利益機製，使其損失大於其對收益的期待。
然而，這麼簡單易行的事，在我們的社會中卻複雜化了。中國的儒家文化講究的是禮，禮的實質是行為規範，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們可以因為遵守不同的規則而獲得自己的最大利益，社會也因而形成一個和諧的整體。個人的高貴與卑賤，經常與規則緊密聯係一起，因此，中國成為文明古國。但是不遵守規則，又常常是隱藏在國人心中的一種欲望，這種欲望的實現，即使不帶來利益，也能帶來自以為特殊的感受。即使到了今天，有些人借用特權或漏洞，通過不遵守規則或者破壞規則而獲得利益，則不但竊喜於胸，而且溢於言表。
更為可悲的是，在我們的曆史文獻和曆史遺產中，製定規則的權貴們，又正是破壞規則的禍首。他們視規則為玩物，為教化、製伏平民百姓的工具，自以為欺世盜名是最高明的生存之道，曆朝曆代的官官相護、有法不依、有規不遵都是此類所為。西方人高度讚揚聖哲蘇格拉底飲鴆自盡的故事，是肯定他對規則尊重的威嚴，而在中國的權貴們看來，這是一種迂腐。曹操的“割發代首”，既體現了法律的威嚴，又躲開了法網的懲罰，唯中國人才有此絕招。西方人決鬥，即是關係生死，也要按照規則進行，重“法”而不重“術”。中國的傳統文化是重“術”而輕“法”，勾心鬥角，殺人不見血，以奸詐為能。在這樣的文化導向之下，一代一代的炎黃子孫，從小就盤算著怎樣淩駕於規則之上或遊離於規則之外。結果是曆史進入二十一世紀，建設法治國家，法治政府，已成為治國施政的方略，但我們到處可以看到不遵守規則的現象，三人以上排隊就有加塞，“闖紅燈”習以為常，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成為“經驗”，直至像西安“三·一五”寶馬彩票案，政府執法人員夥同奸商沆瀣一氣騙取老百姓的錢財，成為破壞規則的典型。這樣，權貴們破壞規則既有豐厚的物質利益，又可享受精神心理的愉悅，平民破壞規則，雖然不能帶來什麼好處，但是至少也有一種得到便宜的快感。這可能是導致整個國度普遍不遵守規則的一個主要原因。
三、
西方對人的教育注重兩條：一條是人人必須按照社會遊戲規則行事，誰要違背遊戲規則，就要受到懲罰；二是做事要考慮到利他，凡是有礙於他人利益的事不能做。我以為，這是對人的教化抓到了精髓。在規範的法製社會裏，不講信譽，破壞規則的行為都要記錄在案，誰要有偽劣言行，其人生的軌跡就要改變，不要說做事做官，恐怕連生存的基本條件也蕩然無存。這種視規則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文化氛圍裏，使人從小懂得尊重和遵守規則是一種文化，一種教養，一種風度，一種美德，是一個現代人必須具備的基本品格。缺失這一品格，不遵守規則，失掉信任，就會失掉工作，失掉一切，則將無法在社會生存，其代價實在是可怕至極。朱元璋說：“欲治身，先治心；欲責人，先責己。”在研究遵守規則，依法治國，依法治政的時間，我們如能深思一下這位農民皇帝的話，也許有些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