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鵬程同誌的長篇小說《保衛延安》重見天日了。
我們今天來為作者和作品平反，大家都感到十分高興，並為此表示熱烈的祝賀！
我們許多同誌都比較了解，老杜寫這部小說並不是輕而易舉的，也不是一揮而就的。
他從一九四九年動筆，到一九五四年脫稿出版，耗費了五年的心血。而實際上還不止五年。早在人民解放戰爭年代，他和戰士們輾轉跋涉，南征北戰，經曆了戰火嚴峻的考驗，小說就在那出生入死的年月裏萌生，在血與火的搏鬥中孕育了。他在這部小說裏，傾注了自己全部的愛和強烈的革命激情。他把這種愛和激情，凝聚在自己作品裏，獻給了黨和人民。但是，一部這樣真切地描繪了我國人民戰爭的曆史畫卷，這樣深受讀者歡迎和珍視的作品，竟然沉冤二十年，我們怎能不問一個為什麼？
其實，當一九六三年《保衛延安》突然停止發行的時候，人們就感到驚異，發出了疑問：這是為什麼？書有何罪，作者何罪？盡管當時還沒有給作者扣上反黨的帽子，但是壓力已夠作者窒息的了。
當“四人幫”一度竊取了黨和國家的大權，從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〇年，屢次刮起妖風惡浪，反複絞殺《保衛延安》，並將其打成“攻擊毛主席的大毒草”和“反黨活標本”的時候，人們心裏的疑問更多了。為什麼這部滿腔熱忱地謳歌我們黨偉大業績的小說，忽而一變是“反黨”？為什麼以頌揚毛澤東人民戰爭思想為基調的作品，竟忽而一變是“攻擊毛主席”？藝術地再現了我西北野戰軍司令員彭總的動人形象，到底觸犯了哪家的王法？成功地塑造了以周大勇等為代表的指戰員的英雄形象，不是豐富了我們人民文學的寶庫麼？作者何罪？書又何罪？
問題症結在於，《保衛延安》這一冤案，出現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度裏，是由林彪、“四人幫”踐踏社會主義的民主和法製，瘋狂推行法西斯文化專製主義造成的。他們打著“文藝黑線專政”論的黑旗，實行的是封建主義的禁錮政策。他們裝扮成“最最最”的極左派，幹的是陰謀篡權的勾當。他們嘴裏喊著“高舉”再“高舉”，實質是為了打倒敬愛的周總理和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借以架空毛主席，砍掉毛澤東同誌這麵旗幟。因此，這幫妖魔隻要見一部作品，描寫了可歌可愛的老革命家形象，即便不是真人真事，甚或僅僅寫了某革命家的家鄉和戰鬥過的地方，統統視為洪水猛獸，怕得要命。於是隻要一句話，就給一部作品判罪；一句話，就把一個作家置於死地。
《保衛延安》寫了彭總，並通過彭總如何貫徹執行黨中央的戰略決策，歌頌了黨和毛主席。小說從第一章到結尾，貫穿著這一條主線，即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是人民解放戰爭取得勝利的旗幟。作者為什麼給書起名為《保衛延安》？保衛延安，就是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這個連小娃娃都一眼看得明白的意思，怎麼能說成是“反黨”反毛主席？又怎麼能說成是為彭總個人樹碑立傳呢？何況，現在看得更加清楚了，為給像彭德懷同誌這樣在長期革命戰爭中立有赫赫戰功的老帥樹碑立傳，又有何不好？好得很！《保衛延安》是我國文學早期塑造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優秀作品，作者著筆質樸、雄渾，有膽識，寫得成功。我們應當珍視小說這一成就，並應給予高度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