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大利亞墨爾本探望兒子長達兩個多月時間裏，曾幾次提議兒子利用閑暇駕車帶著我與妻參觀心儀已久的於十九世紀中葉曾名噪世界的索弗倫金礦。因為本人至退休前在中國僑聯工作十餘載，早在有關華僑華人史料中得知，索弗倫金礦從發現到開采的10餘年間大多來自福建的千餘名華工遠涉重洋到這裏淘金，經受了常人難以忍受的艱辛與屈辱，並且以常人難以忍受的艱辛與屈辱粹出的中華民族不屈不撓的品質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足跡。這種尋覓老華工遺蹤的渴望，抑或叫作“僑聯情結”吧。然而，兒子卻一再借故搪塞與推倭。後經盤問方知曉，已變成一座“露天博物館”的索弗倫金礦裏一個叫花子似醜陋不堪的“中國村”，與舊上海十裏洋場洋鬼子在租借的公園門口豎立“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恥辱牌子一樣使具有血性和民族尊嚴的中國人看後氣憤得要背過氣去。聽罷，我雖然心裏直挑大拇指暗自誇獎已成為澳籍公民的兒子依然具有難能可貴的民族自尊，但同時被刺激起來的獵奇愈發難以遏製地以“完成報刊約稿”為由說服兒子陪同我到金礦采風。兒子見我執意要去，便在我們回國前最後的周日驅車前往。
索弗倫金礦“中國村”的寒酸相的確令具有血性而不肯自慚形穢的中國人卒不忍睹。可是當你將目光扇麵形散開就會發現，對“中國村”的“有礙觀瞻”是與位於索弗倫金礦自半山腰起至頂端的金礦市鎮相比較而形成的落差。
高高在上的金礦市鎮雖然距今已有150餘年，但仍顯示著暴發戶般的富有與驕奢。沿滿足遊人欲望的用淘金盤可以從夾帶著金沫的湍流不息的小溪中淘金處攀援而上，畫卷般展開的是或水泥混凝土或用方石鑲砌或用瀝青鋪就的平整而寬敞的主幹街道，街道兩廂鱗次櫛比地排列著頗具“美國化”古代建築風格的麵包房、拍賣廳、鐵匠店、小吃亭、帝國保齡球館、維多利亞劇院、國立學校、聖徒德教堂、澳大拉西亞殖民銀行黃金辦事處以及煉金工廠等，這些建築雖然多為一層，隻有巴拉瑞德時代辦事處及查爾斯史潘賽米果店和美國旅館及維多利亞劇院還有斯坦法特倉庫為二層樓，但由於牆壁均為厚重的磚石結構加之高聳的人字型屋頂卻顯得挺拔而氣派。無論是金店還是在咖啡館的工作人員都穿著當年華麗的服裝，街道上不時穿過由四匹高頭大馬駕駛的造價昂貴的四輪馬車，還有當年富賈權貴們居住的花園式大衛遜村舍和泰勒村舍等豪宅，使整個索弗倫金礦市鎮無一不炫耀著驕奢與高貴。
然而，地處索弗倫金礦市鎮腳下的“中國村”卻是另一番景象。它酷似一個老態龍鍾和衣衫襤褸的乞丐，蜷縮在地勢低窪、偏僻而狹小的一個角落。患嚴重貧血病樣的灰白色帆布帳篷磨肩擦踵，並且低矮得隻能塌下半個身子才能鑽進去，被風雨剝蝕的破落木板房店鋪，在微風中不寒而栗；用當地的桉樹枝杆圍攏的豬圈和羊舍與帳篷相擁相依，當年一定臭氣撲鼻。整個“中國村”隻有通體被漆成猩紅色的關帝廟還顯得有幾分氣勢，但遺憾的是四周的牆壁是用木板鑲成的，較之國內廟宇的磚石結構單薄了許多。因黎明時分下過一陣雨，整個“中國村”地盤坎坷不平的土路泥水橫流。
莫非如今已經物化的人們愈發地嫌貧愛富，索弗倫金礦市鎮內遊人如織，男歡女唱，而“中國村”除了幾個中國人模樣的遊人神色黯然又有幾分匆忙地東看看西瞧瞧外，冷清得足以稱作門可羅雀了。
可是，當我落地有聲地置身於“中國村”，濃鬱得難以化解的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氛圍如啖甘飴般直沁肺腑。隻見在狹窄的帆布帳篷內，木板床上隻鋪著一個竹席及一兩件粗布單衣外，再也沒有任何鋪的蓋的。在木板床的床頭，擺放著一件用木板釘成的像兩屜櫥卻沒有櫥門的家什，中間的隔板上下放著碗盤、木瓢、籠屜、粗瓷茶壺和熬藥的砂鍋等，不遠處有一個煤火爐，帳篷內無不張顯著中國人的勤勞、儉樸和頑強的生命支點。在每一個碗櫥上，都矗立著一塊塗著紅漆的祭祀的牌位，上麵用工整的楷書寫著“蔡門曆代祖先之位”和“趙門曆代祖先之位”等，提升著華裔們對祖輩老華工的緬懷、欽敬與孝悌。據史料記載，第一批赴索弗倫金礦淘金的華工大多來自福建沿海一帶農民。當時，“閩南瀕海諸郡，地瘠民稠，不敷糧食”。加之“棄田築塘，廢稻種桑”，故“貧民生計日蹙，以致遠涉重洋者眾”。這些強壯漢子冒著九死一生來到人地生疏的索弗倫金礦淘金，盡管在礦井下幹的是牛馬不如的繁重勞動以及忍受難以忍受的壓榨與種族歧視，但他們以中國人超乎尋常的“韌”的精神既在異國他鄉立足，又將用血汗掙的錢寄回國內，贍養父母和蔭庇子女。此刻不禁感懷，過去談起“國民性”時常常有人抱怨中華民族沒有“遠征軍”，那麼今天看來分布在世界為數眾多國度的華僑華人不就是“遠征軍”麼？不過他們與軍事意義上的“遠征軍”不同的是，其為所在國以及本人創造的財富不是靠屠戮和掠奪，而是靠艱苦卓絕的奮鬥與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