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訓曰：為人上者，使令小人固不可過於嚴厲，而亦不可過於寬縱。如小過誤，可以寬者即寬宥之；罪之不可寬者，彼時則懲責訓導之，不可記恨。若當下不懲責，時常瑣屑蹂踐，則小人恐懼，無益事也。此亦使人之要，汝等留心記之！
——康熙《庭訓格言》
白話
作為統治者，在使喚下人時，不可過分地嚴厲，也不可過於寬容、放縱。如果他們有小的過錯，能夠寬容時就要表示寬容饒恕；假若他們犯了不可饒恕的大過失，那麼就要懲罰、責備並教訓他們，但不要記恨在心。假使當時不懲罰他，不責備他，而在日後瑣碎的事情上折磨他，就會使下人恐懼不安，無所適從，這就沒有什麼好處了。這也是用人的原則，你們一定要留心記住它。
家訓史話
乾隆帝即位後首先緩和雍正朝造成的政治緊張氣氛。乾隆二年，他就釋放了雍正末因貽誤軍機而判死罪的嶽鍾琪、傅爾丹，賜予允禟、允禩公爵。乾隆四十三年（1778）還為多爾袞昭雪，複其王爵。這些措施緩和了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對穩定王朝的局勢是有意義的。然後把雍正年間因貪贓被革職的官吏一齊複職，對貪汙案不予追究，放鬆對官吏的考績，結果吏治又壞，貪風再起。乾隆覺察後，從乾隆三年起他開始嚴肅處理侵貪案件，將性質嚴重，核實無誤的貪汙犯即行正法。
乾隆六年（1741），處死了納賄銀千兩的兵部尚書兼九門提督鄂善。從乾隆二十年開始到四十年代，還處死了10餘名職位很高的巨貪，如雲貴總督恒文、雲南布政使錢度、山東巡撫國泰、陝甘總督勒爾謹、浙江巡撫王亶望都被賜死、正法。慧哲皇貴妃的親兄高恒擔任內務府總管，侵貪兩淮提引，慧哲皇貴妃親侄高樸擔任兵部右侍郎，濫索金寶、盜賣官玉，乾隆帝也都未予以寬待。乾隆初中期，乾隆帝重視吏治，首先他重視官吏的選拔，他強調官吏應該年富力強，五十五歲以上的官吏要詳細甄別，六十五歲以上的官員要帶領引見，能否繼任他要親自定奪。他將不稱職的官吏分成8類：年老、有疾、浮躁、才力不及、疲軟無力、不謹、貪、酷，並給予不同的處理。在乾隆一朝，因考績不合格受到降級或處分的官吏達6萬多人。
乾隆規定禁止向皇帝進獻，在初中期他禁止各省大員向皇帝進獻方物、土產。其次，注重考績，為了整頓吏治，乾隆帝嚴格運用“京察”、“大計”考核官吏，過去那些不用考核的藩臬（布政史與按察司），乾隆帝也要考績。他要京官以密折報告屬吏是否賢良。再次，注意解決官員及其家屬的生活費問題，給京官加薪，給外官發放養廉銀，使官員安心職守。
古訓今鑒
在這篇庭訓中，康熙他告誡子孫，禦下之道，能寬即寬，懲罰須適度；該罰當罰，罰後不再計較。這種寬嚴相濟的思想，在康熙的孫子愛新覺羅·弘曆的身上發揚光大。
“寬嚴相濟”的刑法思想，承襲了我國自古以來“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的刑法製度。它在西漢中後期之後，發展成為“德主刑輔，禮刑並用”的基本策略，最終形成封建社會“德刑並用、禮法結合”的刑法傳統。在當代，“寬嚴相濟”的思想對於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穩定，依然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