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發的誓，而且是開國皇帝發的誓，對其繼承者應該是具有絕對的權威和約束力的。
九百年前的趙匡胤，敢立這塊“不殺士大夫”的石碑，固然出於萬世基業的考慮，其實，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種勢所必然、順應社會發展的行為。中國人說“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大概就是這個意思了。趙匡胤要結束軍人對政治的幹預，也許是中國曆史上開天辟地的。“槍杆子裏麵出政權”，此乃我們大家都知道的真理，但毛澤東這句話隻是半句，另外半句，早在一千年前，趙匡胤就身體力行做到了。槍杆子可以出政權，但這個政權絕不能再被槍杆子左右。實行文官製度，由政治家治國而不是軍事家治國，便是趙匡胤執政的奮鬥目標。誓碑雖小，意義重大，因為它極其明確地刻下了“不殺”二字，也就提供了實行文官製度的最起碼保障。
在此之前，中國的士人，也就是文人、讀書人、知識分子，是被統治者視為呼之即來、揮之則去的“衙役”，是被權力擁有者視為用得著時用之、用不著時甩之的“抹布”，是被當官的、有錢的、拿刀動槍的視為可以騎在頭上拉屎撒尿的臭老九，當然更是以秦始皇為首的暴君們視為大逆不道的整肅對象。在此之後，至少在這塊深藏於密室的誓碑上，有一行字，“士人不可殺”。大宋王朝，第一，並非沒有殺過士人的紀錄；第二，士人確實也殺得較他朝為少，因此，這誓碑意義非凡。
中國之文化精神，其輝煌燦爛，其博大精深，其傳統悠久，其生命力蓬勃，是有超越曆史而萬劫不滅的能量。視文化為民族生命，視文人為國家棟梁，乃有史記載的三千多年以來中國人的精神傳承。中國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不是因為其國力強大，不是因為其人口眾多，不是因為其地大物博，也不是因為其曆史悠久，而是因為其擁有的這種文化淵源。中國，作為一個國家，敗弱過，窮困過，破碎過，被人侵略得險幾亡國過，但之所以衰而不敗，敗而不滅，滅而重生，生生不息，得以篳路藍縷，走出困境，全在於支撐著我們精神的這顛撲不破、曆久彌新的由方塊字組成的文化傳統。在中國，也許相當一段時間內，文明，會被抑製得喘不過氣；文化，會被扼殺得了無生氣；文人，會被鉗製得萬馬齊喑；文學和文藝，會被整肅到寸草不長、顆粒無收。但是，這種誓碑上的精神傳承，猶如橫亙在中原腹地的長江大河一樣，枯水期再長，也不會斷流。
中國人經過千年以上的摸索，由昏沉蒙昧的黑夜，走向啟迪覺醒的黎明，趙匡胤順應了這樣的潮流，故而王夫之在《宋論》中曾經說到這塊誓碑：“太祖勒石，鎖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讀。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孫；二、不殺士大夫；三、不加農田之賦。嗚呼！若此三者，不謂之盛德也不能。”一個受到壓迫的人，方知不受壓迫之可貴；同樣，一個壓迫慣了的人，要他收手不壓迫人，也難。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深知文人在壓迫下難以為文，難以為人，這位遺民甚至要躲到湘西石峒才能擺脫大清王朝文網的壓迫，所以，他對趙匡胤的這項措施評價極高。道理很簡單，人隻有一個腦袋，可不是韭菜，割掉一茬，仍可再長一茬。因此，這塊誓碑基本能夠約束後來的執政者，給文人一點安全保證。中國封建社會，一共有過三百多個皇帝，隻有他發了不殺士人的誓，舍他，無人敢做出這樣的承諾，而且，大宋王朝三百年，勉勉強強也還是按照他的誓言去做，不殺，或者盡量不殺士大夫，所以，他真是很了不起。
就這一點來說，趙匡胤對於中國文化的貢獻是無與倫比的。然而，曆史上少有人注意宋太祖此舉，即或有，也一筆帶過，或者存疑，隻有王夫之以“盛德”二字，表示他衷心的讚美。
有論者以為，這塊誓碑不僅達到中國封建王朝曆史上的“民主”高峰，更有論者談及，還說明了昏君、庸君也許不把這種精神傳承放在心上，不等於明主、英主不把這種精神傳承不當回事。秦始皇焚書時，醫藥的、農林的書，是不扔到火堆裏去的。這說明，即使暴君在下手屠殺文人、滅絕文化時，作為一個中國人，這種血脈傳承的精神淵源，也還在起著作用。除非他已經是畜生，是野獸，否則，總會存有一絲顧慮。這也是五千年中國文化傳統得以綿延至今並發揚光大的原因。
有宋一代，對於文人比較優容，也比較信任。其人事政策的起源，是與這塊在建隆三年（962）所立的誓碑分不開的。德國漢學家庫恩（Dieter Kuhn）在《宋代文化史》一書中指出：
中國在11世紀至13世紀發生了根本的社會變化。首先，文官政治取代了唐朝的以地方藩鎮為代表的軍人政治，受到儒家教育的文人擔任政府高級行政官員；孟子以王道治國的思想第一次付諸實施。其次，宋朝在農業文明、城市文明和物質文明（如手工業）方麵取得了很大成就。農業技術的新發展，新土地的開墾，以及農作物產量的提高，奠定了宋朝經濟繁榮的基礎。城市商業和手工業得到了迅猛的發展，出現了以商人為代表的新富人階層，促進了飲食文化、茶文化、建築和居住文化的發展。
因此，庫恩甚至認為，宋朝是中國中世紀的結束和近代的開始。
美國曆史學家墨菲（Rhoads Murphey）的《亞洲史》第七章“中國的黃金時代”，對於這個黃金時代有精彩的論述：
——這是一個前所未見的發展、創新和文化繁盛的時期。它擁有大約一億人口，“完全稱得上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生產力最高和最發達的國家”。
——在宋朝，作為中華帝國主要光榮之一的科舉製度達到了它的頂峰。得到選拔的官員中，有三分之一或更多來自平民家庭，“如此高的社會地位升遷比例，對於任何前近代甚至近代社會來講，都是驚人的”。（以上摘錄自樊樹誌《國史十六講》）
對唐宋文人稍有了解的讀者一定會知道，宋代對文人授官之高，勝於前朝。以唐宋八大家為例，韓愈、柳宗元的官位也就是刺史、侍郎等職，相當於省市一級，甚至不過地市一級。而歐陽修、蘇軾的官位大抵相當於省部級，範仲淹、司馬光、王安石等人，更是進入中樞決策層麵。這就是王夫之所讚美的“不謂之盛德也不能”了。
雖然，說到趙匡胤，都會加上“行伍出身”四字，他的禦像也是粗黑肥碩，與讀書人之文雅清秀毫不搭界。其實從他的祖輩起，曆後唐、後晉、後漢至後周數朝的軍人世家，不僅擁有殷厚的根底，還漸漸擁有門閥的褒望。從他的高祖開始，為縣令者，為藩鎮從事者，為刺史者，為檢校司徒者，不一而足，在涿州時即為名門望族，在太原時更為世家豪族。當趙匡胤出生在洛陽夾馬營時，家道不幸中落，然而，大戶人家的出身，貴族後裔的履曆，詩書禮教的素養，傳統精神的淵源，在氣質上，在教養上，已非前輩那一派赳赳武夫的形象。
凡讀過孔孟之書，受過學塾教育，稍知斯文修養，略懂溫良恭儉讓的中國人，對於文明的趨附，對於文化的親和，對於文人的認同，對於方塊字的敬重，幾乎是與生俱來的。而那些識字不多、讀書不多、思想狹隘、意識愚執的農民和小生產者，也就是那些以大老粗為榮的，而且還握有一定權力的人，才會抵製文明和文化，才會忌畏文人和士子，才會挾嫌報複，狠下死手整知識分子。因此，與文化素質欠缺或文明修養差池的掌權者，是根本找不到共同語言的，這就是莊子在《秋水》裏所講：“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就像與一個坐井觀天的人無法交談萬裏無雲的廣闊天空一樣，一個正常人不可能與一竅不通的榆木疙瘩彼此溝通，相互呼應。
巴爾紮克有言，不經過三代的陶冶，成不了貴族。《千裏送京娘》中那個善良護送弱女子的男主角，就是趙匡胤。趙家雖屬武將，世代從軍，但宋太祖卻是個異數，酷愛讀書，“雖在軍中，手不釋卷。聞人間有奇書，不吝千金購之”。公元958年，“從世宗平淮甸，或譖上於世宗曰：‘趙某下壽州，私所載凡數車，皆重貨也。’世宗遣使驗之，盡發籠篋，唯書數千卷，無他物”。據《宋史》，“既長，容貌宏偉，器度豁如，識者知其非常人”。甚至被周世宗柴榮視為隱敵，而心懷戒意。
崇文抑武，在趙匡胤之前，焚書坑儒的秦始皇做不到，以儒冠為尿壺的漢高祖做不到，動不動拿文人祭刀的魏武帝做不到，甚至連從諫如流的唐太宗也做不到。因為，李世民征討一生，武是第一位，文是第二位，這是他的必然排序，也是曆代最高統治者的必然選擇。而趙匡胤能做出曆朝曆代都未有過的改變，應該是他總結了唐末至五代，從公元875年黃巢之亂起，或許從公元755年安史之亂起的二百年間戰亂頻仍的曆史經驗。陳橋兵變當上皇帝以後，如何改變唐末至五代以來各地藩鎮節度割據、軍人統領行政、胡作非為的弊端，如何消除動輒刀槍相見、兵燹成災、天下大亂的敗象，成了他念念不忘之事。他曾經對趙普感慨過：“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令選儒臣幹事者百餘，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在他眼中，一百個文臣的貪濁，其危害性也不如一個將領的作惡。所以他下決心要用文人治國理政，於是，就有了這塊“不殺士大夫”誓碑。雖然是最低程度的安全保證，但卻給文人從政為官、發揮才幹、敢於直言、恪盡厥職創造出寬鬆的氛圍、良好的環境。
據說唐太宗李世民在一次科舉以後，站在午門城樓上看新科進士魚貫進入朝堂，對左右說，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其實唐朝每次科舉的錄取率僅為宋朝的十分之一。唐二百多年，進士登科者三千多人，宋朝三百年間，進士登科者十萬多人。這充分說明趙匡胤是下決心要實行文官製度的，為此，他在選拔、儲備人才上，采取兼收並蓄、多多益善的政策，而且直接取之民間，實施最公平的擇優錄取的方針。
宋代采取重文抑武的國策，第一是趙匡胤對於曆史的經驗總結；第二是他自身文化素養、精神淵源的影響所致；第三，恐怕更是他對於武將奪權篡位的巨大威脅始終不敢掉以輕心。因為他自己搞過這樣一次突然襲擊，也就是“陳橋兵變”，僥幸成功，他不能戒之懼之，不能不防患於未然，不能讓別人再撿這個便宜。其實“黃袍加身”的發明權，並非他的首創，而是蹈襲他的上司郭威。他的老長官起事就更倉促了，甚至連黃袍這樣重要的道具也未準備好，隻是扯下旗杆上的黃旗裹在身上，就劍不出鞘，刀不血刃，把江山奪了。這種投入極低、產出極高、堪稱價廉物美的兵變模式，對那些野心不小、胃口很大、頭腦簡單、手握虎符的將帥，肯定極具誘惑力。所以他當上皇帝以後，自然不能讓別的將領如法炮製來對付他。說白了，這種兵變模式，太容易被複製了。更何況他親眼目睹唐代擁兵的藩鎮是如何不停製造內亂，五代跋扈的武將是如何奪權篡國稱帝，而要讓將領們死掉篡奪之心的最佳之計，莫如剝奪他們的統兵之權。因此，這才有“杯酒釋兵權”，這才有“兵不識將，將不知兵”的軍事建製，這才有重用文官的係列措施，這才有大量招收士子的科舉製度。這固然是後來導致敗亡的“積貧”、“積弱”和“三冗”（“冗官”、“冗兵”、“冗費”）後遺症的由來，但也是因經濟發達、文化鼎盛、科技昌明，造成大宋王朝成為中國曆史轉捩點的原因。
關於這塊“不殺士大夫”的誓碑，首見於宋葉夢得的《避暑錄話》：“藝祖受命之三年，密鐫一碑，立於太廟寢殿之夾室，謂之誓碑，用銷金黃幔蔽之，門鑰封閉甚嚴。因敕有司，自後時享（四時八節的祭祀）及新太子即位，謁廟禮畢，奏請恭讀誓詞。獨一小黃門不識字者從，餘皆遠立。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誦訖，複再拜出。群臣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後列聖相承，皆踵故事。靖康之變，門皆洞開，人得縱觀。碑高七八尺，闊四尺餘，誓詞三行，一雲：‘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內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雲：‘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雲：‘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後建炎間，曹勳自金回，太上寄語，祖上誓碑在太廟，恐今天子不及知雲。”
據《宋史·曹勳傳》，已經被俘虜到金國為降人的宋徽宗，對即將南歸的曹勳交代：“（太上皇）又語臣曰，歸可奏上，藝祖有約，誓不誅大臣、言官，違者不祥。故七祖相襲，未嚐輒易。每念靖康年中，誅罰為甚。今日之禍雖不在此，然要當知而戒焉。”
兩宋王朝對於文化人的優容，這塊誓碑起到極大的作用。第一，因係太祖所立，具有國家法律的權威；第二，趙匡胤為趙氏家族的開國之君，他所立的誓碑，自然也就有鉗束整個家族的契約力量；第三，圍繞誓碑的神秘設施、神聖儀式以及讖語詛咒，對後世繼承人的阻嚇作用，是毫無疑義的。在世界，在中國，如果不是唯一，也少有這樣器識的最高權力擁有者，敢以碑刻這種不易磨滅的方式，做出不得殺文人士大夫以及言事者的承諾。王夫之說：“自太祖勒不殺士大夫之誓以詔子孫，終宋之世，文臣無歐刀之辟。張邦昌躬篡，而止於自裁；蔡京、賈似道陷國危亡，皆保首領於貶所。”
後來的研究者對於誓碑的真實性表示存疑，理由有三，一是靖康之變發生時，《避暑錄話》的作者葉夢得不在京城；二是宋人李燾所著《續資治通鑒長編》與元人脫脫所著《宋史·太祖本紀》中，未見類似記載；三是如此盛德之舉，正應借以廣樹恩信，延攬人心，沒有必要秘而不宣、諱莫如深。這就是讀書人書讀多了之後的“知多識少”了，惟奉“本本主義”，而昧於事理常識。其實，非親眼目睹的事實，不能斷言其不存在；未見於信史所載，也不能說明便是杜撰。至於當時為什麼不利用這項德政大肆宣傳，製造輿論，隻不過是以今人發紅頭文件、開群眾大會、學報紙社論、談學習心得的行事方式加諸前人而已，這就是書呆子的好笑了。試想一下，趙匡胤不是傻瓜，這種皇室內部的密約，具有相當程度的底牌性質，怎能公之於眾，成為束縛接班人手腳的羈絆呢？我們還可以想象一下，五代以來，武人囂張成性，能夠忍受如此二等公民的安排嗎？而小媳婦做慣了的知識分子，得此尚方寶劍，那還了得，豈不要騎在皇帝的脖梗子上拉屎嗎？
宋代以文臣駕馭武將的基本國策，一以貫之的重用並優待文臣，輕易不殺臣下的大政方針，實際上是以祖宗家法，為曆代皇帝所遵奉並認真執行的。從《續資治通鑒長編·仁宗·慶曆三年》的範、富爭論中，範多次提及“祖宗以來”，大家嘴上不說，心裏明白這塊誓碑，其實是一條可以約束皇帝的戒律。“初，群盜剽劫淮南，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知不能禦，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遺之，盜悅，徑去不為暴。事聞，朝廷大怒，樞密副使富弼議誅仲約以正法，參知政事範仲淹欲宥之，爭於上前。”範仲淹認為：“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又賂之，此法所當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事有可恕，戮之，恐非法意也。”仁宗“釋然從之，仲約由此免死。既而，弼慢甚，謂仲淹曰：‘方今患法不舉，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眾？’仲淹密告之‘祖宗以來，未嚐輕殺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輕壞之’”。《退齋筆錄》載，元豐年間，神宗欲處置一名辦事不力的轉運使，蔡確和章惇也是以“祖宗以來”四字逼皇帝讓步。當時，對西夏用兵失利，神宗挺沒麵子，要殺這個失職的轉運使，一以卸責，二以泄火，三以樹威。沒想到承旨辦案的宰相蔡確拒絕執行，他的理由是：“祖宗以來，未嚐殺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接下來，神宗說，不殺可以，“使刺配遠惡州郡”。時為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的章惇，堅稱不可，“如此，即不若殺之”。他認為“士可殺，不可辱”，黥麵對士人來說，勝於刑戮。事後神宗對二人喟然長歎：“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章惇居然像吃了槍藥地回答道：“快意事，不做得也好。”這種臣下頂撞主子的回答，宋以前的秦、漢、唐聽不到，宋以後的元、明、清更聽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