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戒煙者，有戒酒者，當然更有戒毒者，都因沉湎其中，深受其害，而苦於不能自拔，才有戒之一說。
然而，戒詩，則似是聞所未聞。詩是天籟，詩是靈感，詩是真情的流露和思想的升華，詩是這個世界上最美妙的以文字形式表現出來的音樂，為什麼要戒呢？豈非太荒唐了麼？
在一部中國文學史中，獨獨有這樣一個例外，那就是宋代的蘇軾。這位大詩人就因為吃了他自己寫的詩的苦頭，他的家人，他的弟弟蘇轍，他的老前輩文彥博，都奉勸他戒詩，不要再為詩惹無妄之災了。他在《次韻答邦直子由四首》裏寫道：“欲吐狂言喙三尺，怕君瞋我卻須吞。”句下自注：“邦直屢以此為戒。”他的一位至交，就是擅畫竹的文與可，得知他從開封到杭州來做官，送了他一首詩，其中有“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句，也是提醒他切莫做詩了。由此可以看到，蘇軾的朋友們都不願他再為詩而身陷縲絏了。
據南宋洪邁《容齋隨筆·四筆》卷一載：“先是東坡公在館閣，頗因言語文章，規切時政，（畢）仲遊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孟軻不得已而後辯，孔子欲無言，古人所以精謀極慮，固功業而養壽命者，未嚐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來，禍福利害係身者未嚐言，顧直惜其言爾。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為言，其形於詩歌，讚於賦頌，托於碑銘，著於序記者，亦言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天下論君之文，如孫臏之用兵，扁鵲之醫疾，固所指名者矣。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況其有耶。官非諫臣，職非禦史，而非人所未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觸諱以遊其間，殆由抱石而救溺也。”’這是北宋熙寧三年（1070）間事，畢仲遊大概是最早向蘇東坡提出來戒詩、戒文、戒言的有心人。這最初的勸告，對他雖有驚悚的效果，但好像他並未引以為訓。據劉克莊說，到了1072年，有一位叫梁師孟的蘇軾的知友，“勸坡戒言語時，詩禍未有萌也。自密守徐，自徐守湖，自湖逮赴禦史獄，坡聰明了不自知，子由亦未之知，而醇之獨先知之，可謂見遠察微之士矣”。
為什麼一下子有這麼許多朋友、家人一起勸蘇軾戒詩，連同戒文章，戒說話呢？
中國有文字獄的曆史，卻也早了，通常都是皇帝才起勁做這種事情。但蘇東坡這次入獄，雖因文字起，倒不是皇帝要整他，而是皇帝身邊的人不放過他；相反，皇帝本人，甚至皇帝的母親，還在為他大說好話。這是一次奇特的文字獄，和宮廷審查官對莎士比亞的劇本百般挑剔一樣，甚至在被槍斃了的劇本手稿上，寫上“小心自己腦袋”等諸如此類的警告。與宋神宗相似，伊麗莎白女王和繼位的詹姆士一世，對這位劇作家倒相當寬容，優禮有加，那位來自蘇格蘭的瘸腿國王，還曾因《麥克白》的成功演出，給了莎士比亞三十鎊賞金。那時的英鎊，可比今天值錢多了。蘇軾雖然無此好運，但宋神宗最後還是沒有按照禦史的意見殺他，而是從輕發落，謫放黃州，這自然也是皇恩浩蕩的事。如果皇上一時糊塗，對臣下上報的處置意見隨隨便便畫圈的話，那我們今天就讀不到前後《赤壁賦》和《念奴嬌·赤壁懷古》了。
回憶這一段多少有點相似的東西方史實，是饒有興味的。應該看到，英國的這兩位君主，是具有相當藝術修養的。伊麗莎白女王多才多藝，藝術鑒賞力很高，像《溫莎的風流娘兒們》這出喜劇，某種程度上說，是她啟迪莎士比亞寫成的。相比之下，她手下那些隻會威脅殺頭的宮廷審查官，就是一群飯桶了。而堅持變法的宋神宗，也是比較有頭腦的皇帝，所以，他把這個案子由禦史處理改由內廷更親信的人責辦，這才使蘇東坡成為文學史上不朽的巨人。
當時的中央政府、各部衙門從開封逃到臨安，好多官方文檔資料散落了，多虧陸遊的一位名叫朋九萬的朋友從內檔中整理出版了一本“烏台詩案”，使我們知道了這宗迫害大師的史實。這書中收錄了蘇軾被捕入獄的全部文件，包括審訊記錄、口供和所謂的詩文證據；也看到那些反對他的政客，智商是如何的低。智商越低的人，整起智商比他高的人，是越發的起勁。但唯其腦細胞缺乏，才有種種低劣的發難、愚蠢的中傷、笨拙的攻訐和低水平的責問。他們興高采烈地抓住了他詩中的“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和其他一些描述民眾苦難的句子以及奏章裏的隻言片字，告到了宋神宗那兒去，控他一個大逆不道。
在中國封建社會，有什麼罪比反對皇帝的罪還大呢。別看這些人智商極低，但在關鍵時刻整人，並一下子上綱到極限，又顯得很有天才。“龍就是陛下您啊，蟄龍，就是惡毒攻擊陛下您已經人土為安了呀……”這時，既要有慷慨激昂和滿腔義憤，還要有眼淚鼻涕和滿臉忠誠。所以，無限上綱和隱射法，努力往皇帝身上牽強附會，便是所有低能兒用來打倒對手的有效套路。
在中國曆史上，宋朝的皇帝在文化素質上要高於他朝。趙姓皇帝對於文化人的使用、信任、提拔、尊重，也比他朝要好得多。像範仲淹、晏殊、司馬光、文彥博、歐陽修、曾鞏、梅堯臣，包括王安石和蘇軾的弟弟蘇轍，直到南宋末年的文天祥、謝枋得、陸秀夫等等，都做了很大的官。在中國當皇帝的幾百人之中，曹操算得上一位真正的帝王級作家，和他差不多等級的南唐中宗和後主，應該是懂得作家和創作規律的皇帝，但他們也不能像宋朝皇帝那樣給作家這麼高度的信任。神宗甚至把王安石請出來當他的當朝宰相，這在別朝別代，是絕不可能的。皇帝高看作家者不是沒有，不過絕大多數是當個消閑解悶的玩意兒罷了，不會在政治上重用。南朝的謝靈運就是一個例子，皇帝對他親近，不過是閑時想同他談談詩文而已，但謝詩人卻想染指權力，給他一個官他又不好好幹，結果，皇上一不開心，就把他給殺了。所以，像宋朝這樣起用文人，也是中國曆史上一次罕見的文化現象，確實是值得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