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姑且不論宋神宗時代的政治上的變法運動，其是非曲直，公道人心，僅就這兩位文學大家的爭端而言，弄不清王安石是否受冷落二十多年以後，心理有一點變態？是否由於比他年晚的蘇軾那如日中天的名聲，使他按捺不住難以名狀的嫉妒？一般來講，人是有著複雜心理的動物，文人也難能例外。韶華已逝，便仇恨一切來日方長的人；風光不再，便嫉妒所有姹紫嫣紅的美麗，寂寞冷落，自然怨絕窗外傳來的繁華熱鬧的聲音；江郎才盡，便對文場的新鮮舉止視若仇敵，非咬牙切齒不可了。也許從這裏能理解王安石上台以後，對於司馬光啊，蘇軾啊，那種絕不手下留情的打擊了。
文人的嫉妒情結，是挺可怕的。所以，曆朝曆代的文人，要動手整起同類來，是不怎麼斯文的，而且，要抓辮子、戴帽子、打棍子的話，更是行家裏手。尤其善於從文字中尋找破綻，上綱上線，雞蛋裏都能挑出骨頭來，何況蘇軾寫了那麼多的詩文，還能找不出一個錯。所謂文禍，其實在中國曆史上，是小菜一碟，不算什麼稀奇的。沒錯尚且難逃文網，更何況東坡先生的正直、不合時宜，對於這位握重權的前輩同行，在政治上、文學上的不買賬呢！於是，王安石的爪牙，那些禦史們，那些妒火中燒的小文人，就抓住了他的詩，參了好幾本，押赴京師，坐了大牢。
他被關押，被流放，被遠謫，倒並非他的酒害的。不過他寫過，“醉裏狂言醒可怕”，他的酒給他帶來了“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酒困路長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惟有當時月，依然照杯酒”的靈感，甚至連書法也因酒而出神入化。“仆醉後輒作草書十數行，覺酒氣拂拂從十指間出也”。但他由酒而詩，由詩而禍的人生際遇，漂泊半生，至死也並不悔酒悔詩，依然我行我素。甚至他的朋友、他的弟弟，都鄭重勸他戒詩。當然，嗜詩和嗜酒是一樣的，隻要成了癮，就不大容易戒掉。不過，更重要的，是他信奉自己快樂，也與人快樂的人生哲學，怎麼能教他罷筆斷詩呢？該怎麼著，還怎麼著，豈肯隨便改弦易轍呢？
一個堅信自己的人，也是不肯臣服的人，盡管他因寫詩寫進了獄中，可在班房裏仍舊繼續寫他的詩。被關獄中一百三十日，後來釋放了，出獄當天，忍不住還是要飲酒，要寫詩。“百日歸期恰及春，餘年樂事最關身。出門便旋風吹麵，走馬聯翩鵲啅人。卻對酒杯疑是夢，試拈詩筆已如神。此災何必深追究，竊祿從來豈有因。”雖有一肚子不滿，但不計較，雖受到不公平待遇，但不深究，這一百多天的牢獄之災過後，春風拂麵，鵲報平安，酒杯琥珀，詩筆縱橫，我還不依然故我？這首詩要是讓王安石和他的黨羽看到了，恐怕眼珠子都得氣綠。
一個人能夠為自己的追求和理想活著，不改初衷，哪怕在最糟糕的情況下，“數畝荒園留我住，半瓶濁酒待君溫”，也堅持與人快樂、自己快樂的作風不變，“天公用意真難會，又作春風爛漫晴”，隻要素心不變，本真不滅，快樂總是屬於我們的。
他在《縱筆三首》裏寫過，這大概是他晚年的筆墨了：“寂寂東坡一病翁，白須蕭散滿霜風。小兒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可見一直到他衰邁之年，對於酒和詩的鍾情，仍不減當初。由此可知，他信奉著他的人生哲學，一直享用到最後，結束了他光輝的一生。所以，從東坡先生的飲酒之道足以佐證，獲得，固然是一種快樂，給予，也未嚐不是一種快樂。要是大家多一些東坡先生所追求的快樂，那麼這個世界上，豈不是更溫馨、更美滿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