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蘇東坡的一句詩，翻譯成大白話，就是：“老子懶得跟你們這班小人玩了。”當然，這是對大師的妄議，但他用了“少年雞”這個典故，百分百地含有這層意思，諒不會錯。
據《蘇軾詩集》卷十九詩注，“《東城老父傳》雲：賈昌年七歲，明皇召為雞坊小兒長，至元和庚寅，年九十八矣。語太平事，曆曆可聽。自言少年以鬥雞媚上，上以倡優畜之”。“五坊”，是唐代為皇帝飼養寵物的官署，同時，也豢養了一批為非作歹、蹂躪市井、糟蹋百姓、坑害良民的衙役。韓愈的《順宗實錄》中說，“貞元末，五坊小兒張捕鳥雀於閭裏，皆為暴橫，以取錢物”，因此，“少年雞”者，即為人憎惡的小人也。
試想，一位詩人，被小人陷害，被扣上“以詩忤上”的駭人罪名，在大獄裏關了一百三十天，最後“改正”，終於走出牢門。可以設想，汴京城的拂麵清風、灌湯包的撲鼻香味、馬上就要過大年的愉悅氣氛以及追星族蜂擁而至的熱烈擁躉，能不令他食指大動、詩興大發嗎？於是，就有了以上為題的詩句。
全詩為：
平生文字為吾累，此去聲名不厭低。
塞上縱歸他日馬，城東不鬥少年雞。
休官彭澤貧無酒，隱幾維摩病有妻。
堪笑睢陽老從事，為餘投檄向江西。
（《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複用前韻二首》之二）
蘇軾是文學家，他的詩包羅萬象、汪洋恣肆，人比之以兼有唐代“李杜”風格；他的詞豪放曠達、揮灑自如，與辛棄疾並稱“蘇辛”；他的文章氣勢磅礴、縱橫千古，同歐陽修並稱“歐蘇”，他在中國的文學發展中，其貢獻之巨大，影響之深遠，一直到今天，仍像一塊兀立不動的基石。時隔一千年，在中國識字的普通人中，能夠馬上想起來的十句詩句中，定有東坡先生的一兩句。因此，大師萬古長青的文學生命力，絕不是一些“輕薄為文哂未休”的人所能抹殺的。
但他更是政治家。他把文學、政治和這個國家、這塊土地以及這塊土地上的黎民百姓聯係在一起，這也是從跳淚羅江的屈原開始，就在血管裏流動著的憂國憂民的基因。當我們回過頭去曆數蘇軾的倒黴史會發現，他更多是為人民大眾著想，因此，才受到過激勢力的清算、排擠和處置。
這也是所有正直文人不得好果子吃的原因。
北宋亡後，政府南遷，汴京文檔散失民間，幸虧南宋的朋九萬悉力搜羅收集，我們才得以看到蘇東坡收審刑供的實錄。由於元豐二年（1079）的這樁文字獄案是由禦史們發起的，而烏台是都城開封禦史衙門所在地，於是這本小冊子遂名之為《烏台詩案》版行於世。這樣，我們也就得知蘇軾筆下的“少年雞”為：一、監察禦史裏行何大正；二、監察禦史裏行舒亶；三、國子博士李宜之；四、禦史中丞李定。還有那位著《夢溪筆談》的翰林學士沈括，也在這次案件中，扮演了一個不光彩的角色。
後人在閱讀大師的時候，也會在夾縫中看到這些小人的名姓。時過境遷，這些曾經張牙舞爪、不可一世的整人狂，像蠹魚一樣，幹癟得隻剩一層皮。我估計，後來的整人狂命運未必會更好。所有製造文字獄的小人，最後都會被釘在文學史的恥辱一頁上任人哂笑。
但我更欽敬詩人的一點是，因詩入獄的他，出獄後的第一件事，竟是先做出兩首詩來，宣泄心頭這股鳥氣。他敢於向自古而今“入獄隻許規規矩矩，出獄不準亂說亂動”的法則挑戰。這膽識，這器度，值得為之鞠一大躬。
因為，很慚愧，說來不怕見笑，如我之類的文人，經過一次又一次的倒黴以後，不但沒有了硬骨頭，連軟骨頭也沒有，整個成為鼻涕蟲。在別人打了屁股以後，連阿Q的“怒目而視”也不敢有，還磕頭如搗蒜地感謝這頓屁股打得及時，打得有理，打得應該，打得無比幸福雲雲。那一份水襠尿褲，比之前人，真是很赧顏的。
蘇東坡可謂一生受挫，命途坎。中國曆史上的文人，不幸者多了，但如東坡先生這樣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忽冷忽熱、忽喜忽憂者，還真是比較少的。然而，就是這樣一輩子犯小人，一輩子在他們的折磨下為文求生的蘇軾所留存下來的不朽，卻是讓我們永遠望洋興歎、瞠乎其後的。在他所創造的文學世界裏，用老百姓的話來說，我們連給大師提鞋的資格都沒有。他是從神宗熙寧二年（1069），另一個同等量級的大文人王安石從金陵來到汴京，被神宗任命為參知政事（即副首相）那刻開始便倒黴，而且一直倒黴到徽宗元符三年（1100）死時為止，一倒就是三十二年。比起我們這幹當了二十二年“右派”的作家詩人來說，大師的不幸可謂甚焉。
宋元豐二年（1079），他四十四歲，第一次倒黴，八月入獄，十月脫險，責黃州。到了紹聖元年（1094），他五十九歲，第二次倒黴，被貶往惠州。緊接著，紹聖四年（1097），他六十二歲，第三次倒黴，又被謫往海南。這位東坡先生，一輩子犯小人，一輩子在不幸中，一輩子在小人的折磨下為文求生。
在《宋史·蘇軾傳》裏有這樣一句話：“（蘇軾）自為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為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群臣無出其右，但為小人忌惡擠排，不使安於朝廷之上。”小人，是一個很古老的詞彙，據《潁川語小》考證，“君子小人之目，始於大禹誓師之詞，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蓋謂廢仁哲，任奸佞也。”看來，遠古洪荒時代的夏商周，物質貧乏、民智未開，就有小人為禍。
凡有人類活動的場合，隻要和每個人的物質和精神的利益攸關，有人得到的，有人得不到，出現不平衡，就會有爭奪。得不到的人想得到，得到的人要保護自己勝利成果，而且還想得到更多，就會有廝殺，必然要產生使用不正當手段來謀取一切的小人。
在這個過程中，如果借助於權力，就叫做“整”。所謂“整人”，就是一個絕對強者打一個不敢還手的絕對弱者。當時，朝廷就是權力，小人們利用包圍住皇帝的機會，給這位文學史上的巨人製造了一生的麻煩。尤其以整人為業的文人型小人，對於大師才能的嫉妒、聲名的仇視、影響之大的反感，往往是要加倍報複的。
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變法。應該說蘇軾從來不是堅定的反對派，他也是一貫主張剔除弊政、力主振興的改革派。但新法的措施峻刻，行急傷民，加劇矛盾，製造動亂，對一個積弱積貧的國家，有害無益。因此，詩人秉著良知，多次上書神宗，不要“求治太速，進入太銳，聽言太廣”，以免“欲速則不達”（《蘇軾文集》）。結果，不聽，被迫外調。作杭州通判，先後轉知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作地方長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