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魯濱海廣鹽鐵，
管仲惠商成霸業。
子貢結駟享諸侯，
陶朱唱晚舟一葉。
山東地處祖國東部、黃河下遊，東臨海洋，西靠大陸，地形分為半島和大陸兩部分。東部的山東半島突出於黃海、渤海之間，隔渤海海峽與遼東半島遙遙相對。
山東曆史悠久，春秋時代，在山東省境內，曾有齊國和魯國兩個諸侯國。由於齊、魯兩國繁榮發達，經濟、政治和文化在中國曆史上都具有重大影響，所以山東又稱“齊魯之邦”，簡稱“魯”。
齊魯商業文化肇始於商周，形成於春秋戰國，成熟於兩漢，在此後的不同曆史階段，又有所發展與完善。作為有悠久曆史的地域文化，齊魯商業文化是中國古代商業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並為中國古代商業文化的形成發展作出了貢獻。
先秦直至秦漢時期，齊魯的商品經濟在全國一直居於領先地位。這種局麵的形成，既與齊魯的地理環境、人口因素有關，又與齊魯實行通商惠工的工商政策相聯係。齊魯之地雖然開發很早，但地處丘陵，沙質土壤，農業難以發展，隻能以桑麻、漁鹽見長，這便有齊地“膏壤千裏，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漁鹽”，魯地“頗有桑麻之業”的說法。至西漢時，齊魯已出現經營千畝桑麻的專業戶。另外，齊魯地處交通要道，為商賈必經之地，為工商業的發展提供了便利條件。
齊國建國之初，地荒人少，為彌補農業穀粟不足的矛盾，需因地製宜，擴大生產規模。而地廣人稀對於擴大桑麻等經濟作物的種植提供了有利條件。同齊國相比，魯國封地麵積較小，隨著人口的繁衍，西漢時在洙泗衝積平原上，已出現地少人多的窘境。魯人為了生存，一方麵大力發展農業生產，另一方麵以經營工商業作為補充。所以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記述說，齊魯之人善於經商，遠在周人之上。
到了先秦時期，齊國實行較為寬鬆的工商管理政策，為工商業的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持。尤其是齊太公呂尚在治國時利用山東半島自然資源的優勢，勸農商，通漁鹽，使齊成為濱海經濟發展最快的地區。齊桓公時，專門聘請富有經商頭腦的管仲為相，采取通山海、管漁鹽的惠商政策。為了鼓勵貿易，招徠外商，還實行“毋忘賓旅”的富有人性化的商業招徠措施。公元前651年，齊桓公與諸侯在蔡丘會盟，約定諸侯國之間的貿易，都要為商賈提供食宿方便，類似今日之世界貿易組織（WTO）。齊國專門為外來商人提供旅舍和貨棧等場所，對外地客商貨車一乘的提供本人夥食，三乘的兼供給飼料，五乘的並供給飼養人。這樣，天下商賈歸之若流水。同時又整頓鹽鐵專賣戶籍，加強了對流動人口的管理。另外，還實行“官山海”的政策，對山海鹽鐵之利實行國家專營，以調整各方利益。如民營鹽鐵生產由國家征收實物稅，並統一收購銷售，實行專賣，寓稅於價，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這些通商惠工措施增強了國家的綜合實力，使國家兵強馬壯，為齊國“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的一統霸業奠定了雄厚基礎。另一有經營管理才能的晏嬰為齊相時，為鞏固統治，采取了工商不變，即工商堅守其業，搞好商品生產和流通的工商管理政策，促進了工商業的發展。直至戰國，齊國由於富有重視發展工商業的傳統，使商品經濟發展很快。
戰國時期齊魯經濟的發展，主要表現在商品種類眾多、貨幣流通增多和城市商業的繁榮等方麵。齊魯自然資源比較豐富，出產魚、鹽、漆、布、帛等，市場的花色品種繁多，各地特產如北方的“走馬吠犬”、南方的“羽翮齒革”、西方的“皮革文旄”等，都能在齊魯市場上買到。商品交換促進了貨幣的流通。春秋戰國時，齊國的刀幣已成為“國際”性貨幣，流通於齊、燕、趙等國。齊獻公時（公元前859年），臨淄被立為齊國國都，曆時636年。經過數百年的經營，城市規模宏大，今勘探發現臨淄大小城總周長超過2萬米。由於統治者重視工商業，這就為齊國城市商品經濟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投資環境。為使更多外地商人到臨淄經商，齊國大搞旅邸設施，甚至在臨淄設“女閭三百”吸引投資商人。到戰國時，臨淄已成為全國聞名的工商業大都市，城中居民達7萬戶，經營商業、販運業的有6000戶之多，皆殷實富有。《史記·蘇秦列傳》記載，蘇秦在齊宣王麵前誇獎臨淄都市的繁榮是：“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如雨。”意思是車輛連轂，人們摩肩擦背，將衣服左衽連在一起，就會形成屋帷，遮擋天日；將衣角連在一起，就像大幕一般；一人灑一把汗，就像天下雨一樣。語雖誇張，但必與事實相去不遠，否則不能達到遊說之目的。西漢時臨淄人口增至10萬戶，若每戶以5口計之，則臨淄有50萬城市人口。
被時人稱做“人眾殷富，巨於長安”。王莽時稱臨淄為東市，成為與長安、洛陽、邯鄲、宛、成都等齊名的大都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