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生先生：
前天收到《猛進》第一期，我想是先生寄來的，或者是玄伯先生寄來的。無論是誰寄的，總之：我謝謝。
那一期裏有論市政的話，使我忽然想起一件不相幹的事來。我現在住在一條小胡同裏，這裏有所謂土車者，每月收幾吊錢，將煤灰之類搬出去。搬出去怎麼辦呢？就堆在街道上，這街就每日增高。有幾所老房子，隻有一半露出在街上的，就正在豫告著別的房屋的將來。我不知道什麼緣故，見了這些人家，就像看見了中國人的曆史。
姓名我忘記了，總之是一個明末的遺民，他曾將自己的書齋題作“活埋庵”。
誰料現在的北京的人家，都在建造“活埋庵”，還要自己拿出建造費。看看報章上的論壇，“反改革”的空氣濃厚透頂了，滿車的“祖傳”，“老例”，“國粹”等等，都想來堆在道路上，將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強聒不舍”，也許是一個藥方罷，但據我所見，則有些人們——
甚至於竟是青年——的論調，簡直和“戊戌政變”時候的反對改革者的論調一模一樣。你想，二十七年了，還是這樣，豈不可怕。大約國民如此，是決不會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會有好議員的；現在常有人罵議員，說他們收賄，無特操，趨炎附勢，自私自利，但大多數的國民，豈非正是如此的麼？這類的議員，其實確是國民的代表。
我想，現在的辦法，首先還得用那幾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經說過的“思想革命”。還是這一句話，雖然未免可悲，但我以為除此沒有別的法。而且還是準備“思想革命”的戰士，和目下的社會無關。待到戰士養成了，於是再決勝負。我這種迂遠而且渺茫的意見，自己也覺得是可歎的，但我希望於《猛進》的，也終於還是“思想革命”。
魯迅。三月十二日。
魯迅先生：
你所說底“二十七年了，還是這樣，”誠哉是一件極“可怕”的事情。人類思想裏麵，本來有一種惰性的東西，我們中國人的惰性更深。惰性表現的形式不一，而最普通的，第一就是聽天任命，第二就是中庸。聽天任命和中庸的空氣打不破，我國人的思想，永遠沒有進步的希望。
你所說底“講話和寫文章，似乎都是失敗者的征象。
正在和運命惡戰的人，顧不到這些。”實在是最痛心的話。
但是我覺得從另外一方麵看，還有許多人講話和寫文章，還可以證明人心的沒有全死。可是這裏需要有分別，必需要是一種不平的呼聲，不管是冷嘲或熱罵，才是人心未全死的證驗。如果不是這樣，換句話說，如果他的文章裏麵，不用很多的“！”，不管他說的寫的怎麼樣好聽，那人心已經全死，亡國不亡國，倒是第二個問題。
“思想革命”，誠哉是現在最重要不過的事情，但是我總覺得《語絲》，《現代評論》和我們的《猛進》，就是合起來，還負不起這樣的使命。我有兩種希望：第一希望大家集合起來，辦一個專講文學思想的月刊。裏麵的內容，水平線並無庸過高，破壞者居其六七，介紹新者居其三四。這樣一來，大學或中學的學生有一種消閑的良友，與思想的進步上，總有很大的裨益。我今天給適之先生略談幾句，他說現在我們辦月刊很難，大約每月出八萬字，還屬可能，如若想出十一二萬字，就幾乎不可能。我說你又何必拘定十一二萬字才出，有七八萬就出七八萬，即使再少一點，也未嚐不可，要之有它總比沒有它好的多。這是我第一個希望。第二我希望有一種通俗的小日報。現在的《第一小報》，似乎就是這一類的。
這個報我隻看見三兩期，當然無從批評起，但是我們的印象：第一，是篇幅太小，至少總要再加一半才敷用；第二，這種小報總要記清是為民眾和小學校的學生看的。所以思想雖需要極新，話卻要寫得極淺顯。所有專門術語和新名詞，能躲避到什麼步田地躲到什麼步田他。《第一小報》對於這一點，似還不很注意。這樣良好的通俗小日報，是我第二種的希望。拉拉雜雜寫來，漫無倫敘。你的意思以為何如？
徐炳昶。三月十六日。
二
旭生先生：
給我的信旱看見了，但因為瑣瑣的事情太多，所以到現在才能作答。
有一個專講文學思想的月刊，確是極好的事，字數的多少，倒不算什麼問題。第一為難的卻是撰人，假使還是這幾個人，結果即還是一種增大的某周刊或合訂的各周刊之類。況且撰人一多，則因為希圖保持內容的較為一致起見，即不免有互相牽就之處，很容易變為和平中正，吞吞吐吐的東西，而無聊之狀於是乎可掬。現在的各種小周刊，雖然量少力微，卻是小集團或單身的短兵戰，在黑暗中，時見匕首的閃光，使同類者知道也還有誰還在襲擊古老堅固的堡壘，較之看見浩大而灰色的軍容，或者反可以會心一笑。在現在，我倒隻希望這類的小刊物增加，隻要所向的目標小異大同，將來就自然而然的成了聯合戰線，效力或者也不見得小。但目下倘有我所未知的新的作家起來，那當然又作別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