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是指唐宋兩代八散文大家的並稱。即唐代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曾鞏。他們八個在古文運動中貢獻最大。最初有明朝的朱右著《八先生文集》。因我國明代選家茅坤輯錄他們的作品為《唐宋八大家文鈔》，而因之得名，並由於該選本的廣泛流傳而名聲遠播。
他三歲而孤，受兄嫂撫育，早年流離困頓，有讀書經世之誌。20歲赴長安考進士，三試不第。25～35歲，他先中進士，三試博學鴻詞科不成，赴汴州董晉、徐州張建封兩節度使幕府任職。後回京任四門博士。36～49歲，任監察禦史，因上書論天旱人饑狀，請減免賦稅，貶陽山令。憲宗時北歸，為國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誌。50～57歲，先從裴度征吳元濟，後遷刑部侍郎。因諫迎佛骨，貶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曆國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職。政治上較有作為。
思想淵源於儒家，但亦有離經叛道之言。他以儒家正統自居，反對佛教的清淨寂滅、神權迷信，但又相信天命鬼神；他盛讚孟子辟排楊朱、墨子，認為楊、墨偏廢正道，卻又主張孔墨相用；他提倡宗孔氏，貴王道，賤霸道；而又推崇管仲、商鞅的事功。他抨擊二王集團的改革，但在反對藩鎮割據、宦官專權等主要問題上，與二王的主張並無二致。這些複雜矛盾的現象，在其作品中都有反映。
唐代散文學兼詩人。性秉直，居官仍不改其性，故屢被貶。累官至吏部侍郎。他和柳宗元都是古文運動的倡導者，為了整頓舊時秩序和振興儒道統而提供學習古文，又為了宣傳古道而寫作古文。他對古方創作的要求是，“必出入於仁義、“文從字順各識職”（《南陽樊紹述墓誌銘》）、“唯陳言之務去”（《答李翊書》——、“師其意不師其辭”（《答劉正夫書》）。因忠於古文，其成果頗碩，《原毀》、《進學解》、《送李願歸盤穀序》、《送孟東野序》、《雜說》、《祭十二郎文》、《張中丞傳後敘》等都是優秀作品。在詩歌方麵，他推崇陳子昂、李白和杜甫，是韓孟詩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詩，或反映時事，或寫中下層文士的政治失意和個人遭遇，都很有特色，如《汴州亂》，《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山石》、《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使君》、《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等。古詩往往規模宏大，才氣縱橫，氣勢雄偉。為了矯正大曆詩的平庸、熟俗，他探索了詩歌發展的新路。不過象《陸渾山火》、《南山》、《石鼓歌》、《月食》等，故意搜集險怪，過分散文化、議論化，有傷詩意。生平詳見《新唐書》卷一七六。
文學主張與創作
文創作理論上：
他認為道（即仁義）是目的和內容，文是手段和形式，強調文以載道，文道合一，以道為主。
提倡學習先秦兩漢古文，並博取兼資莊周、屈原、司馬遷、司馬相如、揚雄諸家作品。
主張學古要在繼承的基礎上創新，堅持“詞必己出”、“陳言務去”。
重視作家的道德修養，提出養氣論，“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書》）。
提出“不平則鳴”的論點。認為作者對現實的不平情緒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
在作品風格方麵，他強調“奇”，以奇詭為善。
韓愈的散文、詩歌創作，實現了自己的理論。其賦、詩、論、說、傳、記、頌、讚、書、序、哀辭、祭文、碑誌、狀、表、雜文等各種體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
論說文在韓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尊儒反佛為主要內容的中、長篇，有《原道》、《論佛骨表》、《原性》、《師說》等，它們大都格局嚴整，層次分明。嘲諷社會現狀的雜文，短篇如《雜說》、《獲麟解》，比喻巧妙，寄慨深遠；長篇如《送窮文》、《進學解》，運用問答形式，筆觸幽默，構思奇特，鋒芒畢露。論述文學思想和寫作經驗的，體裁多樣，文筆多變，形象奇幻，理論精湛。敘事文在韓文中比重較大。學習儒家經書的，如《平淮西碑》，用《尚書》和《雅》、《頌》體裁，篇幅宏大，語句奇重，酣暢淋漓；《畫記》直敘眾多人物，寫法脫化於《尚書。顧命》、《周禮。考工記。梓人職》。繼承《史記》曆史散文傳統的，如名篇《張中丞傳後敘》，融敘事、議論、抒情於一爐。學《史記》、《漢書》，描繪人物生動奇特而不用議論的，如《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清河張君墓誌銘》等。記文學摯友，能突出不同作家特色的，如《柳子厚墓誌銘》、《南陽樊紹述墓誌銘》、《貞曜先生墓誌銘》等。但在大量墓碑和墓誌銘中，韓愈也有些“諛墓”之作，當時已受譏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