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的小說創作，與梁啟超的“小說界革命”是同步的。“新小說之意境，與舊小說之體裁，往往不能相容”，這一難題曾困擾著梁啟超，同樣也困擾著陳獨秀。
所謂“新小說之意境”，在梁啟超那裏是突出小說革命在啟蒙運動中的作用：“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在創作中則“專在借小說家言，以發起國民政治思想，激勵其愛國精神”。從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蔡元培《新年夢》、陳天華《獅子吼》等政治小說的出現，到李伯元《官場現形記》、劉鶚《老殘遊記》、吳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譴責小說的興起，都展示了“新小說之意境”。
陳獨秀創作《慘世界》與《黑天國》，同樣是“借小說家言，以發起國民政治思想，激勵愛國精神”，曾顯示他獨特的思想風貌。
以往的研究注重《慘世界》的反清排滿思想是不錯的。那仗勢欺人、詐人錢財的村官名為滿周苟，諧音即滿洲狗，無疑是影射仕清的漢族官僚。無賴村的範桶（飯桶）和他們朋友吳齒（無恥）小人，都被斥為“把我們全國人的體麵都玷辱了”的“當洋奴的賊種”，用意也相同的。“你看世界上那些搶奪了別人國家的獨夫民賊，還要對著那些主人翁，說什麼‘食毛踐土’、‘深仁厚澤’的話哩”雲雲，是借男德之口斥責滿人入主中原的強盜邏輯。“索性大起義兵，將這班滿朝文武，揀那黑心肝的，殺個幹淨”，更是借男德之口，高倡種族複仇主義。
但陳獨秀的深刻處在他遠未停留在種族複仇主義的立場上，而著重分析，批評了民眾的愚昧落後與愛國誌士的口是心非。對於前者，陳獨秀寫了恩將仇報，為奪財欲拿救命恩人的頭顱去換官賞的村婦。他更通過男德之口，從多方麵批評了中國人的奴性。男德說：“我們法蘭西人比不得那東方支那賤種的人，把殺害他祖宗的仇人，當作聖主仁君看待。”尤為深刻的是，他將宗教與孔學都當作奴化哲學來批判。書中人孔美麗說：“那支那的風俗，極其野蠻，人人花費許多銀錢，焚化許多香紙，去崇拜那些泥塑木雕的菩薩。”男德甚至說：“那支那國孔子的奴隸教訓，隻有那班支那賤種奉作金科玉律，難道我們法蘭西貴重的國民，也要聽他那些狗屁嗎？”他借講法國國情進而分析了中國民眾愚昧的原因在：“被曆代的昏君欺壓已久，不許平民習此治國救民的實學，所以百姓的智慧就難以長進。目下雖是革了命，正當思想進步的時光，但是受病已久，才智不廣，不能自出心裁，隻知道羨慕英國人的製度、學問，這卻也難怪。”因而提出拯救人心為當務之急。男德說：“這好慘的世界，好慘的世界！我男德若不快快拯救同胞，再過幾年，我們法國的人心，不知腐敗到何地步！”將人心提高到什麼境界？陳獨秀和他的書中人男德當時都隻能訴諸天理良心，男德說：“照我看來，為人在世，總要時常問著良心就是了。不要去理會什麼上帝，什麼天地，什麼神佛，什麼禮義，什麼道德，什麼名譽，什麼聖人，什麼古訓”；“凡人做事都要按著天理做去，卻不問他是老子不是老子”。循此思路，陳獨秀也塑造了兩個先進的群眾形象：一是富有俠膽義心，為掩護義士男德而英勇獻身的老者；一是冒險救人，以身殉情的少女孔美麗。可見陳獨秀對民眾並非徹底失望。
對於那些口是心非的誌士，陳獨秀通過男德之口批評得更為嚴厲：“尚海（上海）那個地方，曾有許多出名的愛國誌士。但是那班誌士，我也都見過，不過嘴裏說得好，實在沒有用處。一天二十四點鍾，沒有一分鍾把亡國滅種的慘事放在心裏，隻知道穿些很好看的禮服，坐馬車，吃花酒。還有一班，這些遊蕩的事做不去做，外麵卻裝著很老成，開個什麼書局，什麼報館，口裏說的是藉此運動到了經濟，方好辦利群救國的事；其實也是孳孳為利，不過飽得自己的荷包，真是到了利群救國的事，他還是一毛不拔。哎，這種口是心非的愛國誌士，實在比頑固人的罪惡還要大幾萬倍。這等賤種，我也不屑去見他”。“那曉得那男德是一個天生的剛強男子，不像尚海那班自稱什麼誌士的，平日說的是不怕艱難，不愁貧困；一遇了小小的挫折，就突自灰心短氣起來，再到了荷包空的時候，更免不得冤張怪李，無事生端，做出些無理的事情，也顧不得大家恥笑，這就到了小人窮斯濫矣的地步”。據濮清泉回憶：“陳獨秀對於當時同盟會人士，除孫中山、廖仲愷、朱執信外（他很佩服他們），他認為都是些平庸人才，不足與謀，也不足與言。”可見他在《慘世界》中借男德所雲種種，實有所指，並非玄空之論。
與上海那些假誌士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作為俠客式的社會主義者的形象：男德。男德，姓明名白字男德，諧音“難得明白”，別號項仁傑（像人傑），是個“立誌要鏟除人間一切不平的有誌青年”，他聲稱：“我想救這個人間苦難的責任，都在我一人身上”，“我活在世界上一天，遇著一件不平的事，一個沒有良心的人，我就不能聽他過去”。他視惡如仇，見義勇為，他為救金華賤去劫監獄，為村婦報仇去刺殺貪官滿周苟，鋤強扶弱，伸張正義，他更有許多閃光的思想與驚人的名言。金華賤是根據《悲慘世界》裏的主人公冉?阿讓的原型改寫的，他為了全家人的活命，在饑不可耐的情況下拿了店家一塊麵包，而被打得鮮血淋漓，並被關進監獄19年。男德得知後為這金華賤鳴不平，說：“世界上物件，應為世界人公用，那鑄定應該是那一人的私產嗎？那金華賤不過拿世界上一塊麵包吃了，怎麼算是賊呢？”“世界上的人除了能作工的，仗著自己本領生活；其餘不能做工，靠著欺詐別人手段發財的，那一個不是搶奪他人財產的蟊賊呢？這班蟊賊的妻室兒女，別說穿吃二字不缺，還要盡性兒的奢侈淫逸。可憐那窮人，稍取世界上些些東西活命，倒說他是賊，這還算平允嗎？”這種是非顛倒現象，都是因為“世界上有了為富不仁的財主，才有貧無立錐的窮漢”。這種財帛公有的認識，連同上述種種高論，雖未必科學，但在當時起了振聾發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