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是五四時代的桐城派遠不隻是不適應社會現實，而是演為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對立麵。
五四時代反對新文化運動的勢力頗為強大，玄珠《四麵八方的反對白話》提供了一些難得的史料：
河南省長李倬章出巡到南陽，在省立第五中學內演說。中間有一段妙論道：“自古以來，隻有北方人統治南方人，決沒有南方人統治北方人；北大校長蔡元培與南方孫文最為接近，知南方力量不足以抗北，乃不惜用苦肉計，提倡新文化，改用白話文，藉以破壞北方曆來之優美天性與兼並思想。其實白話文簡直是胡鬧。他們說《紅樓夢》、《水滸》是好文章，試問不會做文言的人，能不能做這樣一類的文字？”
蔡成勳（江西督理）用一百元做獎賞，獎賞南昌中等以上學校的學生做文言文，題目是《遊西湖記》。
東三省奉直省長令教育廳，全省小學以上禁用白話文。
上海私立澄衷中學的校長曹某，舉行策問式的國文會考，令他的附屬小學讀經，做文痛詆白話文。
上海寶山路北四川路一帶的電線柱上貼滿“尚古夜校，專教古書”的招牌。
上海廣東的廣肇公學本來教過白話文的，現在也禁用白話文，專教文言文了。
合觀以上的消息，我們就知道國文教授是走上了怎樣反動的路了！最妙的是洛吳的走狗李倬章，販賣煙土的蔡成勳，也來替文言文仗腰，這真和王懷慶呈請整飭學風，同樣的可笑，大足為反對“新文化”者壯膽嗬！
這是發表在1924年6月的《文學周報》上的一則短文，寫的是1917年陳獨秀、胡適等提倡白話文之後的第七個年頭的事。此時，胡適已宣布“替古文發喪舉哀了”，教育部已頒令“一律改用國語”，魯迅的白話小說、胡適的白話詩、周作人的小品散文等作品的嚐試成功已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話”的迷信，而反對白話文的複古勢力仍如此這般地從四麵八方反撲過來，由此更可推想五四當年新舊鬥爭是何等激烈。
作為舊派勢力桐城派作家表現得甚為突出，而桐城派的閩籍作家林紓則又表現得尤為典型與奇特。至於林紓與桐城派的關係，錢基博在《現代中國文學史》中有精當的闡述：
初紓論文持唐宋，故亦未嚐薄魏晉。及入大學，桐城馬其昶、姚永概繼之；其昶尤吳汝綸高第弟子，號為紹述桐城家言者，鹹與紓歡好。而紓亦以得桐城學者之盼睞為幸，遂為桐城張目，而持韓、柳、歐、蘇之說益力！既而民國興，章炳麟實為革命先覺，又能識別古書真偽，不如桐城學者之以空文號天下！於是章氏之學興，而林紓之說□，紓、其昶、永概鹹去大學，而章氏之徒代之。紓甚憤。
這裏說的是，從清末的京師大學堂到民初的北京大學，桐城派（唐宋文派）與魏晉文派相爭而敗北，林紓與馬其昶等同命相憐，互有詩文相慰。林紓既以桐城古文相標榜，他有《韓柳文研究法》、《春覺齋論文》等為桐城派文論作一個挽歌式總結，有《古文辭類□選本》、《林氏選評名家文集》等叢書多種推行桐城派古文，並身體力行寫作古文和以古文翻譯西洋小說，從而醞釀著對新文化運動的瘋狂反撲。
1917年初，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剛發表，林紓就發表了《論古文之不當廢》來反對，他說：“知□丁之不可廢，則馬班韓柳亦自有其不宜廢者。吾識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則嗜古者之癖也。”胡適當時就在《寄陳獨秀》中對之反唇相譏：“林先生為古文大家，而其論‘古文之不當廢’，‘乃不能道其所以然’，則古文之當廢也，不亦既明且顯耶？”胡適還抓住林文中一不通的句子，指出：“此則學古文而不知古文‘所以然’之弊也。”
此後，《新青年》同人為文則時而以林紓為靶子，動不動射他一兩箭。最典型的是1918年3月，《新青年》第4卷第3號上錢玄同、劉半農扮演的“雙簧戲”。前麵由錢玄同化名王敬軒以書信的形式發表一大通反對白話文學的謬論，劉半農《複王敬軒書》則以更長篇幅對之予以痛快淋漓的批駁。之所以要演這出“雙簧”，鄭振鐸在《文學論爭集?序言》裏解釋說：“從他們打起‘文學革命’的大旗以來，始終不曾遇到過一個有力的敵人們。他們‘目桐城為謬種，選學為妖孽’。而所謂‘桐城、選學’也者卻始終置之不理。因之，有許多見解他們便不能發揮盡致。舊文人們的反抗言論既然竟是寂寂無聞，他們便好像是盡在空中揮拳，不能不有寂寞之感……所以王敬軒的那一封信，便是要把舊文人們的許多見解歸納在一起，而給以痛痛快快的致命一擊的。”說“文學革命”興起之初“不曾遇到過一個有力的敵人”，則未見得；問題是“桐城、選學”也者卻始終置之不理，讓《新青年》同人們“好像是盡在空中揮拳”，倒是對手之伎倆或不屑出陣，迫使他們演此“雙簧”，主動出擊。林紓既願充當那“置之不理”群體的代言人，劉半農的複信自然會擇林氏言論尤其是林譯小說，大大地嘲弄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