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經武
一
人的意識一旦達到自覺時代，就會思考：“我是誰？”“我從哪裏來？”
對艾蕪來說，對第一個問題的解答，他是通過成都的四川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學生時代的閱讀、接受了五四新文化思想洗禮，尤其是通過“南行”的社會曆練和切實的人生感受，在魯迅《關於小說題材的通信》指引下，已經明確：這就是通過文學創作，描寫人生和表現社會生活的真實狀貌，進而達到改變社會的目的。
換句話說，艾蕪對自己作為一個現實人與社會人的自我定位與角色認同，以短篇小說集《南行記》為標誌，已經解決。他的人生軌跡，就沿襲這條道路不斷延伸。其間，他也曾由於各種外界的作用而偶有對這個軌跡稍許偏離，如他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期，出任過重慶大學中文係教授兼係主任，並發表過“《詩經》研究”之類學術文章，又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期，擔任過重慶市政府文化局長官職，但都很短暫，或者說，這些都不是他的人生價值選擇的本意。
從地域空間的變移看，無論是青年時期的“南行”（二十一歲，一九二五年）漂流於雲南邊疆、緬甸和馬來西亞、上海等地，還是抗戰時期漂流於湖北武漢、湖南寧遠、廣西桂林，以及中年階段的“北上”北京、鞍鋼（四十九歲，一九五三年），還有晚年“還鄉”（六十一歲，一九六五年）——這裏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作為“延安文藝的一麵旗幟”的趙樹理，也在這年從北京“舉家遷回山西”。另外如加入“左聯”並加入中共（二十八歲，一九三二年）和重新加入中共（四十九歲，一九五三年）——這裏需要說明的是：艾蕪加入“左聯”，是為了進入“作家”圈子以獲得更好的作品發表條件——這是一個剛剛邁進文壇的青年作家的必需；而加入中共，則確確實實地獲得了實惠——在他生活最困難的關頭，中共文藝界負責人邵荃麟、李亞群給予他兩千至三千大洋的資助！艾蕪所有的經曆，都體現出他對社會角色的自我認同，他是一個作家！
關於接受中共資助問題，我們還是用艾蕪的原話舉證：
（邵荃麟）他手裏有筆錢，是組織上布置的，專為救濟湘桂逃難的文化人的。他當時給我二千元，一家六口人可以順利地逃難了……同年我逃難到了貴陽，生活又發生了困難，同住在一個客店的客人，給我三千元，也說是組織給我的。我和他並不認識，但他說他在邵荃麟家裏見過我一麵，我才記起了，是有這麼一回事。這個人便是解放後在四川任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的李亞群同誌。“注釋1”
第二個問題，則是作為一個成年人和一個文化人，經曆了二十年之久的各地漂泊，以及到湖南寧遠縣了解到妻子家族的遷徙史，誘發出“我從哪裏來？”這類問題。艾蕪妻子王蕾嘉的家鄉在湖南寧遠縣小桃園村，作為第一次到來的“上門女婿”，艾蕪聽到了許多王氏家族的故事。據說，他們王姓祖先，不知多少年前，從江西趕一群鴨子，到了人煙稀少的寧遠，安家落戶，從事農業，子孫繁衍，形成家族。這與艾蕪家族曆史的傳說頗有相似之處。“注釋2”他開始回眸自己湯氏家族的曆史。
在艾蕪的家族曆史記憶中，明末清初“張獻忠屠四川”導致整個四川人跡罕見遍地荒蕪，因而有清王朝征調“湖廣省麻城縣孝感鄉移民填川”。艾蕪曾經告訴我們：他的祖先“一塊鹽蛋在路上吃了一個多月”“路上遭著怎樣的艱辛和痛苦”地來進入四川，艱苦創業繁衍成人丁興旺的湯氏家族。這種家族記憶，積澱於艾蕪內心深處並時時流露在他的作品中。他在自傳作品《童年的故事·花園中》借用四叔父的話，高度褒揚了這種移民精神：
他們這種不安分的勇氣，我頂喜歡，我覺得窮並不要緊，隻怕窮得來光想聽天由命，不想打出一條活路來！“注釋3”
許多研究艾蕪的文章和著述，至今沿用他是“湖廣省麻城縣孝感鄉移民填川”後裔的說法，一些專門研究四川明清曆史的人，甚至把艾蕪作為“湖廣省麻城縣孝感鄉移民填川大潮”的典型例證。
二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或許出於經濟的壓力（當時廣西桂林的報紙上有許多關於艾蕪生活困難的報道），或者是一個中年文化人對人生深入思考的需要，艾蕪開始撰寫自傳。
一九四七年，在回答桂林報刊上有文章說他的小說中有大量桂林方言問題時，艾蕪以《〈故鄉〉裏麵的語言》一文進行解答，並這樣追述著自己的家族曆史：
明末的時候，張獻忠在四川大肆屠殺，弄得好些地方，都沒有人煙了。湖廣人大量地遷徙進去，才把空下的地方，填滿了人家村落。所謂湖廣人，便是指湖南湖北兩省人說的。我自己的祖先，前七八代人，就是由湖北麻城縣遷去的。而且，不止我一家，幾乎附近好些縣份的人，都是來自湖北麻城縣。這都是有族譜可考，並非由於傳聞。
艾蕪在這裏強調：自己的家世曆史“是有族譜可考”。應該說，出身於知識分子家庭自己又是一個文化人，他有條件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家族存有《族譜》。從幼年時期開始一直延續到二十一歲遠足“南行”止，作為男性的他至少每年要參加兩次家族集體活動（春節拜年、清明祭祖），家庭團年和重大家庭活動中，長輩們都會灌輸一些艱苦創業、勤儉持家、尊老愛幼、友鄰和睦等道德倫理知識——這至少是漢族人必須接受的家族曆史教育。成都平原湯氏家族的曆史，尤其是祖上入川時一個鹹鴨蛋吃了一個多月的節儉，以及進入成都平原時艱苦創業的情景，這就體現在一九四八年出版的艾蕪自傳體小說《我的幼年時代》中。艾蕪對自己家族“移民填川”的過程，有著這樣具體的文學性描述：
這位第一個到四川的祖先，原是生長在湖北麻城縣孝感鄉的。讀過書，卻以種田為主要職業。但他失掉了土地，不能生活了，便強抑著悲哀，懷抱著雄圖，帶著妻子兒女，遠離了自己家鄉和族人，來到戰亂之後人煙絕跡的四川西部。路程自然是經過襄漢流域，沿著大江，穿進三峽，再到成都；一路上聽過巫峽的猴啼，淋過巴山的夜雨，迷過嘉陵江的大霧、跋涉在岷沱流域，破廟的屋簷下躲過許多風霜，大樹底下度過不少淒涼的夜晚。沿途沒有什麼好東西吃，同時也缺乏鹽，一塊泡得很久業已黃白不分的鹽蛋，每頓飯取出來，拿筷子尖沾點鹹味嚐嚐，就這麼樣一塊鹽蛋在路上吃了一個多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