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石山
有天分，有經曆，四川的艾蕪先生一步入文壇就是個風格獨具的作家。曾去滇南、緬甸流浪謀生，熟悉這一帶的山川風貌，各色人等，他的《南行記》甫一問世，就獲得讀者的喜愛、同行的好評。如果就這樣寫下去，多年之後，難保不會成為沈從文第二。
幸，還是不幸，從緬甸歸國，一到上海，即與他的同學沙汀先生聯名與魯迅通信，並加入剛成立不久的左翼作家聯盟，成為那個時代的一名進步作家。隨著國內形勢的嬗變，又一步步地成為一個革命作家，距一生執著於藝術的沈從文，就越來越遠了。
探索一下艾蕪小說裏的壞人形象，或許會讓我們更為清晰地看到艾蕪先生的創作軌跡，心路曆程。
早期的小說裏，壞人的壞，總有各種各樣的人性上的原因。且舉後來收入新版《南行記》裏的《瞎子客店》為例。文末署“一九三五年，上海”，可知是他較早的一篇小說。小說寫的是，在中緬交界處中國一側開客店的一個店主，是個瞎子，他的兒子也是個瞎子。作者投宿此店，夜裏店主給他講自己流落到此的經曆。原先在內地（極有可能是四川）一大戶人家當差，因演戲與一丫鬟相戀，惹起主家羅二爺的疑忌，發落到花房做工。與他相戀的丫鬟又遭二爺娘子的迫害，有性命之虞，遂相偕逃離羅家。夫妻二人在邊地演戲謀生，又遇一大軍官，奪走了他的妻子，將他與兒子趕走，最終落腳在這邊地的大山裏。不必過細地分析，就會發現，無論是羅家的羅二爺夫婦，還是那個大軍官，都可說是壞人，他們的壞，都有人性上的原因。比如羅二爺的娘子，將丈夫喜愛的一個丫鬟毒死，夠壞的了，是出於女人忌妒的天性，也就有了可信的成分。
如果說成是地主婆，對勞動婦女的仇恨，怕就難以服人了。
寫於一九三六年的《芭蕉穀》，是個中篇小說，也是一部難得的傑作。女主人公，一個山野小店的老板娘，作者最擅長描寫的時乖運蹇的底層勞動婦女。丈夫是她在前夫亡故後，從來往的客商中留用的一個無賴漢，這一人物，在《南行記》裏的《山官》一篇中曾出現過。在這裏，不是懶，而是惡，竟奸汙妻子與前夫生的女兒。被妻子發覺，憤怒中失手打死，趁風雨之夜，將屍體扔到山崖之下。過後被人發現，報告英人官府，帶人前來勘察。緬甸人的保安人員，先英官來到店裏，借機訛詐女店主，在講好價錢而錢未交付時，英官已到。眼見事情將要敗露，緬甸保安人員當即翻臉，指認女店主是殺夫凶手。在這裏，兩個壞人，一個是女店主的丈夫，一個是訛錢的保安人員，都惟妙惟肖，又實實在在，沒有階級的差異，隻有善惡的不同。
寫於一九四六年十一月，第二年一月又做了修訂的《鄉愁》，是個平和的過渡。仍是作者常寫的鄉村底層婦女，仍是那樣的命途多舛，隻是作品中的壞人，已有了較為明確的階級的印記。隻是不那麼生硬，背運的事情，多數還在情理之中。尤其是小說的結尾，在女主人公幫助下，丈夫陳酉生連夜逃走，後麵的事情雖未寫出，我們可以想象，是怎樣一個剛強而又無奈的場景。就這樣寫下去，一麵應和著時勢的需求，一麵秉持著多年心誌，也未始不是一種機智的選擇。
然而，或許是時勢的逼迫，或許是自家的甘願，我們的作家又向前大大地跨了一步。
且來看看《一個女人的悲劇》中，作家是怎樣設置人物，鋪排故事的。
先得說這個中篇是什麼時候寫的。我看的是人民文學出版社收在“中國現代中篇小說藏本”叢書裏的本子，二〇〇九年一月出版。內收三個中篇，前兩篇是前麵提到的《芭蕉穀》和《鄉愁》。書中也是這樣的順序。前兩篇分別寫於一九三六年夏和一九四六年十一月，第三篇即《一個女人的悲劇》未署時間，隻能在一九四六年之後。該書封底，印有《一個女人的悲劇》初版時的封麵，能看見出版社為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這家書店是一九四八年在香港合並而成的，解放後遷到北京，一九五一年又合並到人民出版社裏頭。從書名的美術字看，正是解放初期的風格。據此可以推斷，此篇寫於一九四九年前後，當無大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