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1月，林先生要來北京了，要來參加“當代台灣著名作家代表作大係出版座談會”。這套書是文學館主編的，冰心、蕭乾二老和林先生是顧問。林先生可是又顧又問的，從名單的確定到版權的張羅，她一個人全包了。我們在信裏約定，等她到北京後，一定單獨好好聊聊。
林先生特講老理兒，一到北京，要先去拜幾位老前輩：冰心先生、她先生夏家的老嫂子、胡絜青女士和蕭先生夫婦。約好時間，我就跑到蕭先生家恭候著。門鈴一響，我去開門。真見到林先生，我還有點拘謹。盡管寫信時林奶奶長林奶奶短的，但當麵一下子竟沒叫出口。我叫她“林先生”。沒想到林先生一繃臉說，“叫奶奶”。我立刻歡快地叫起了林奶奶。
可舒乙先生把林先生的日程排得太緊了，就把我們單獨見麵的機會擠丟了。我不快意了起來，等林先生回到台北，我跟奶奶任性抱怨調侃的信也到了。林先生很快來信安慰我說，“這次的北京行，最對不起你，因為沒出發前通信，就已經期許可得好好聊聊，誰知節目像馬路上的塞車一樣，把我的時間占滿了，我和家人也很少集聚。……唉！跟你當麵聊多好。隻好期以明春試試看了。”（1993年11月27日）這次林先生行程匆忙。幾天後，蕭先生夫婦陪林先生參觀文學館，我卻在曆史博物館撤展，無緣再見，引以為憾。後來舒乙先生告訴我，林先生還問起我。我頓時覺得心裏暖洋洋的。每次我們通電話都聊很長的時間，直聊到我母親擔心林先生會為總打國際長途而破產。隔不多久，她就會給我打電話，接不到她的電話，我就好像失去了什麼。我總在心裏祈禱她健康、快樂。
收到信，我還跟個撒嬌耍賴的小孩似的，不依不饒。林先生又特意寫信來給我消氣。她說：“還在生沒跟林奶奶單獨談話的氣哪！你第一次信來，說什麼被一個人包辦了，真難聽。第二次來信，索性說我是傀儡，更難聽。怎麼這麼大氣數哪！奶奶像蘇東坡一樣，肚子裏好撐船，氣量大。不理這套，該做什麼做什麼。現在寄你無皺紋照片兩張，是一九九三年最後的照片，再照就長了一歲到九四年了。”她最後沒忘敲打我一句：“祝長一歲更懂事。”（1993年12月29日）
林先生總是以她特別的祖母方式疼晚輩，她像對待自己的親孫輩一樣待我，我從她身上甚至體味到一種血緣的親情。在我30歲生日時，她托朋友送給我一枚“國父紀念幣”做禮物。她知道我母親也是個愛美而且長得美的老太太，就送給她漂亮的花絲巾。這真讓我母親美上了天，還總愛跟院裏的鄰居顯擺說，這是寫《城南舊事》的那個林海音送我的。在我結婚時和生了女兒以後，她又堅持把我在大陸編的她書的稿費送我。她說：“我都這把年紀了，用不著錢了。你留著安家，撫養女兒吧。”
1994年是我大難不死的一年。5月，因溺水傷了腎住院。出院後，我就給林先生去了信，跟她說我生了病。林先生很快回信說：“來信說你病了，而且是很討厭的腎髒方麵的，心裏很惦記，不知檢查是急性的？慢性的？即使是急性的也得小心，這年頭病不得呀！何況腎髒，沒看你蕭爺爺嗎？祝你平安度過，好好養病。……你病了，我想你蕭爺爺一定也很著急吧！……這裏我送你幾張最新的無皺紋照片。”（1994年6月2日）之後，她還托朋友給我帶了錢來，讓我買補品。她是我多麼好的奶奶呀！
1994年，為讓我能有機會去趟台灣看望她這位奶奶，她讓太平洋基金會的朋友在邀請蕭先生訪台參加一個世界翻譯家大會時，再多加一個助手的名額，費用由她負擔。我已經填了許多表格。後來由於蕭先生擔心自己的身體吃不消而沒有成行。他跟我開玩笑說，一是擔心到不了台北就垮了，二是擔心即便到了又可能回不了北京。我滿心希望與蕭先生一起出訪台灣的念想，就這樣從日程中遺憾地劃掉了。
林先生為讓我在大陸方便編她的集子，早就給我寫好了全權委托書，並說我是她合格的代理人。1995年，人民日報出版社約我給他們編一本林先生的散文集《英子的心》。我去信一說，她就忙乎開了。她寫信告訴我：“找出一些尚未成書的刊稿，你看看如何？到日本關西之旅的很重要，還有敬老四題及林語堂，也都對我有意義，又《靜靜的聽》我很喜歡，隻是它是散文詩，而非純散文。……又寄你三張我及夏爺爺之照，也不知寄你沒有？我很喜歡我自己單人那張半身的，如果書能出成，就用這張，你說好嗎？（可是我的朋友說，那麼胖的臉！）……我覺得20萬字的散文集，之間竟沒有照片插圖，很是可惜，像我寫四老，日本之旅，都可以有照片，怎麼這本書是密密麻麻的文字而已呢？現在的書差不多都有照片插圖啊！”（1995年9月29日）她讓我向編輯反映，爭取多放一些她無皺紋漂亮照片。大概是編輯總覺得文字更漂亮，隻肯在內扉用一張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