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了十二年相國的哲學家惠施，離開魏國並不體麵。也許是遭到從前政敵的恐嚇，在家幾乎遇難的他被迫喬裝打扮，換掉衣冠，按照白狗就是黑狗，犬就是羊的“事物無差異”理論，狼狽脫逃，在邊境上又差點被憋死。
惠施逃到楚國，楚懷王收留了他。但是，楚國的本地戶對楚懷王說：“惠施是被張儀驅逐的，您結交他，張儀一定大怒，而張儀現在是貴人了，為惠施而惹惱張儀，是不值當的。我們不如對張儀說，我幫您把惠施趕走吧。張儀一定感謝您。惠施走投無路，您把他送回宋國，宋國是惠施的老家，宋君一直很想慕他。惠施因此一定對您感恩戴德。這豈不是裏外都當了好人！”
楚懷王說：“善。”於是給惠施買了張船票，去宋國，作政治避難，整天和別人討論為什麼天不會掉下來，地不會陷下去的問題，以及風雨雷電的形成的道理去了。
張儀走馬上任，擔任魏國相國以後，還真對得起這份工資，務使魏惠王滿意，讓四鄰無患，百姓安息，否則就擔心老魏辭了他。
張儀這個曾在秦國為相邦的人，辭了相邦職務，在魏做相國，標誌著魏秦形成連橫。齊、楚見狀，當即不安，立刻互相通氣，要聯手進攻魏國，迫使魏國把張儀趕走，令魏國斷掉與秦的結盟合作。
張儀趕緊派門客雍沮對齊、楚說：“如果魏國人把你們打壞了，則張儀有功，地位更加牢固。如果你們把魏國人打壞了，魏國更加投奔秦國，這時候你們再打魏，以戰過一次的疲勞士兵，必然不足以應對秦國的新兵之援魏，則張儀地位就更穩啦。你們想想吧。”
齊、楚一看，隻好罷手，好嘛，這還打不得了。
魏惠王確實感覺到了和秦的好處，舒了口氣。執政五十多年來，他五十戰而二十敗，戰國首強的地位成為明日黃花，被迫與秦國連橫，實出不得已。好在自己沒吃虧。
秦國也沒吃虧，至少保證了魏國不會跟著齊或楚來打自己，秦惠文王還生怕張儀在魏國工作以後，就忘了寡人，於是偷著給張儀送禮，黃金絲帛，他老婆也拿到了夜裏可以當蠟燭用的珠子。
張儀無以回報，於是，到了當魏相國的第三年，公元前320年，張儀進一步對魏惠王說：“我們連橫秦國，目的就是抵禦齊楚，最好的辦法，是讓秦國人借道我們這裏，向東去打齊國，給他們好好看看我們的顏色，您也從中分利。”
魏惠王覺得這樣最好，誰打勝了我就跟著誰，魏國和韓國於是放開關隘，請秦國大兵東行，去遠征齊國。
秦國人從來沒走過這麼遠的路，三千裏，出了函穀關，順著黃河拐彎後的南岸直奔黃河下遊，穿越韓國、魏國，掠過泰山，接近齊國西北長城。
齊威王派出齊國名將匡章應戰。
匡章到了前線，就與秦軍駐紮對峙，不打仗，光開聯歡會，互相派使團參觀交流。當時的士兵軍服差不多，但在胸前佩戴不同的徽章，匡章把自己的部分敢死隊員，改換成佩戴秦人徽章，跟著使團混進秦營就不回來。一批又一批的，好像往炮眼裏添火藥。
齊威王得到報告：“報告！匡章正在唆使軍士嘩變，紛紛奔赴秦營投降。”
其他偵察兵也回來屢次彙報匡章賣軍投降，如是者三。齊威王如今為政三十七年，不相信偵察兵的推論。大臣們進言，大王最好興兵去打匡章，不然他就引狼入室了！
齊威王不許。朝廷上還沒討論完呢，前方捷報通過驛站的快車一路傳來，匡將軍大勝，裏應外合，狂殺秦軍，秦軍潰散而逃。
齊威王仰天大笑，下臣跟進請教：“大王何以知道匡章不降？”
“從前，匡章的老爸是個大男子主義者，被自己的老伴兒得罪了，就把老伴兒殺了。殺了還不解氣，埋在馬棚下邊，天天聞馬糞。寡人曾勸說匡章，把你媽媽另行埋葬吧，別老聞馬糞了。匡章說他‘不敢’，是老爸要這麼埋她的，他不敢改。寡人說：‘你老爸不是都死了嗎？’他說：‘雖然老爸已死，但也不敢違背死去的老爸於地下。’他能不欺騙死去的老爸，我因此知道他也不會欺騙寡人。”
齊威王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慮，把孝道和忠臣的一脈關係論述得又圓又好，不過由於年長病多，竟然在同年死去了。這位齊國第一位大鱷魚，自從聽了當年小妾虞姬的申訴和鄒忌的生活故事，就客觀考察幹部，一改從前齊國積弱喪兵的長期被動，戰勝桂陵、馬陵，崛起為東西南三極中的東極強國，不過到了後期，任用無能的弟弟田嬰為相國，對於魏國倒向秦國，竟然無所作為。齊威王枕山棲穀，閉上老眼，功烈施於千秋。兒子齊宣王同年即位。
時間就到了下一年，公元前319年。這時候，魏國大將公孫衍四年來一直在隱忍，自從張儀跑來連橫，公孫衍就陽奉陰違，哄著張儀，甚至勸魏惠王把王位禪讓給張儀。張儀大喜。
如今，張儀主持的“伐齊行動”受到挫折，大喪其兵，根本沒起到保護傘的作用，看來秦國也不像他們吹噓得那麼強悍。魏人因為借道給秦人而觸怒齊國，東方形勢嚴峻，張儀從前許諾的通過連橫秦國而促成四鄰拱服的大好遠景，成為泡影。而且齊楚天天喊著驅逐張儀。公孫衍大喜：“該我合縱派出頭了。”於是四處尋求國際聲援。
公孫衍對韓國領導人說：“張儀賴在我們這裏，天天想著滅掉你們韓國，好把魏國的東西領土連貫起來，這話你們以前是聽到過的。現在，為你們考慮，最好給我支持，送我些特權，哪怕什麼名譽顧問也行。這樣我就能趕走張儀，我當了相國以後，你們的日子也就好過了。”
於是，韓宣惠王大拍公孫衍的馬屁，贈官贈爵，很多工程剪彩儀式都請他來拿剪子。公孫衍又搶著北上燕趙，南下楚國，一翻遊說，大講合縱。魏惠王一看公孫衍有這麼高威望，跟四鄰關係鐵，不遜於張儀，如果主政的話，可保安寧。於是，魏惠王下令，免去張儀現任職位，提拔大將公孫衍，接任相國一職。
在魏國為相長達四年的張儀，於公元前319年，圓滿結束了其訪問工作，交回相印，乘專車回國。秦國領導人秦惠文王在首府鹹陽，迎接張儀及夫人一行。張儀得到秦國政府和各界的親切慰問，繼續擔任秦國相邦一職。
張儀掛上秦國相印。
（所謂相印就是一個信物，類似結婚證，質地有玉的、金的、銅的，跟級別有關係，大到諸侯，小到郡守、縣令，都有印璽，上任時發給，免職時收回。下達書麵命令或批示來往公文的時候，必須在公文上用官印蘸著墨汁，蓋上去，然後再在公文簡冊的外包裝上封泥，再把官印蓋上去，其作用跟後來的火漆印差不多。這是印刷術的雛形。）
魏國“別了，張儀雷登”，準備合縱諸侯，保國抗秦。正在這時候，另一位諸子百家的大賢，拿著他的藥方，也跑到魏國來推銷了，這就是我們儒家的“亞聖”孟子。
孟子名軻，鄒國人，活了八十多歲，跟希臘同時期的亞裏士多德年紀相仿（大五歲）。這位逍遙學派的老師亞裏士多德曾經在雅典的林蔭道上散步，對自己老師柏拉圖的“理想世界”批判多於讚同，他更重視現實世界的邏輯，在政治學說方麵，不像老師那樣從純理性進行直硬的推論和設計，而是結合現實分析思考，比如認為貧富懸殊是造成社會動蕩的主要原因，所以鼓勵中產階級的人數占到最大，從而調和貧富的極端對立，以穩定社會。
孟子也自稱孔子的信徒，據說在孔子的孫子子思那裏讀書，但是他和孔子的思想側重點有很大不同，體現的也是時代差別，孔子主要研究世襲社會裏的貴族集體內部的層級關係，而孟子主張“民貴君輕”，體現了戰國時代庶民力量提升的現實。
孟子後來把他這個觀念向齊宣王（齊威王的兒子）講了一通：“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把後者聽得直翻白眼兒，趕緊“顧左右而言他”。
孟子的民貴君輕說，在明代更惹了大禍。把皇權主義推向極至的朱元璋，哪裏容得下孟子的這種思想，下令把老孟的牌位撤出孔廟，又叫人刪節《孟子》，說：“使此老在今日，寧得免耶？”一千五百年後的人，要殺一千五百年前的人。
但是“民貴君輕”並不是民主思想，隻是說要善待稅源罷了。孔子對於自己所研究的問題，給出的辦法就是禮和仁，從而改善貴族階層內的等級秩序，孟子既然隻關注小民，所以他說“仁政”。仁政和仁其實關係不大，內容也很簡單，就是君主要對民眾好些，少收稅，少用刑罰，少打仗（因為打仗影響老百姓的生產和收獲），僅此而已。孟子的政治學說可謂挺簡單，就是個仁政。這等於是泛泛地強調君主對富人、窮人、中產階級一律地施行仁政。從這個角度來講，孟子的政治思路比起亞裏士多德要單一，因為仁政並不能解決貧富對立（反而可能使貧富差距拉大）。
張儀離開魏國的時候，孟子也前後腳地跑到魏惠王這裏，宣傳他的仁政。
魏惠王因為二十年前桂陵、馬陵大敗，元氣大傷，隨後又被秦人商鞅等相繼出兵，失了西河領土，如今被迫和秦國連橫了幾年，但又想改弦更張，又不知能不能更好，此時正在觀望，每天心灰意懶、枯藤老樹昏鴉地過日子。
魏惠王就跪在案子後麵，氣惱地問孟子：“魏國，本來是天下最強國，可是到了寡人手裏，東敗於齊，長子死焉（太子申）；接著，西邊又喪失給秦人七百裏土地（西河之地）；在南邊受楚人侮辱（失去襄陵八城）。寡人恥之，願一灑此辱，如之何則可？”
看得出來，魏惠王對國家前途很有責任感，可是一籌莫展。
“您啊，”孟子說，“哪怕隻剩一百裏土地了也可以王天下（可見當時的戰國士人確實浮遊亂說，難怪商鞅討厭他們）。您應該聽我的主張，施仁政於民，就是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然後讓壯年人有閑暇時學習尊重親爹和大哥，以及忠信的道理，在家知道侍奉老爹和大哥，出來就知道侍奉領導。這樣就可以讓他們揮著梃（木棒子）去撻伐秦、楚的堅甲利兵了。為什麼拿木棒子就行呢？因為它們秦、楚總是奪其民時，老百姓沒時間耕耨以養活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離子散。他們陷溺自己的百姓，而您相反--照我說的那麼做，則您出去攻打他們，即便隻有大木棒子，他們也根本抵擋不了。所以說：‘仁者無敵。’您不必懷疑了。”
孟子說的都是些理想的道理，隻是“輕刑薄稅”，比起法家商鞅那一套，顯得蒼白。孟子一急，還把“深耕”都給搬出來了。商鞅搞耕戰的獎勵諸政策，刺激生產，你這裏隻要求“深耕”，但製度上怎麼保證農民願意深耕呢？
孟子說，秦楚兩國總是“奪其民時”，什麼意思呢？
我們說，如果國君動用民力打仗或者修軍事項目（比如築城），就會使農民暫時脫離農業生產。須知，種莊稼也是要講時候的，冬末的冰一化，十幾天之內就必須播下種，否則地麵的墒水就不足了，如果這時候政府打仗或者修軍事項目或者享樂的工程，把民夫調走了，那麼就算回來以後再有時間，也幹不了什麼了，今年的收成就大受影響了。所以古人要求“不奪農時”，孔子就說過：“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孔子又跟齊景公說：“政在節財。”趙盾也勸晉靈公不要厚斂，晉悼公也有“薄賦斂，時用民，欲無犯時”的政令，晏子也沒少說輕刑薄稅的話。孟子這裏也跟著說，可見他的仁政思想的原創性並不強，隻是前人思想的重複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