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官編製膨脹不嚴重，嚴重的是武官。
洪武時期，武官平日在都督府、都司、衛所等衙門任職理事，遇有戰事則欽命元勳重臣為將帥，其下則率其屬，聽所命主帥調度。
明初，凡內外大小軍職衙門官員俱有額數，以1標準衛轄5千戶所計，每衛武職84員，獨立的守禦千戶所標準為十5員。洪武26年全國有衛329個，守禦千戶所65個、外加都司、5軍都督府等官，應有額缺2萬9千左右。
朱元璋對武職與世襲特權的授予非常慎重，對戰爭中立功人員多賞少升，所以2年間南征北戰，武官隻增加不到4千員。職位額缺大於官數，世襲者有職可任，對立功升遷者虛位以待。因此除幼疾等特殊原因，不會出現有官無職的情況，這是‘階職合1’得以實現的基本前提。
靖難之役後，成祖為培養1批因靖難獲益的軍功新貴，也為大肆成批收買人心，多次升賞靖難軍官兵及各地開城迎降者。此後漠北與海外用兵，又升授了大批武官。
他給自己的子孫留下了1個天大的包袱！
至宣德3年3月，兵部尚書張本奏稱:“內外軍職不下9萬餘人。”
永樂以後武官的人數是洪武額缺的3倍，盡管明朝在都司衛所之外組建京營，又添設了許多差委職位，但‘官人’還是遠多於官缺的。成祖死後，明軍從漠北及海外撤回，大批武官的安置成為1大問題。很多新任武官隻是掛職於武職衙門領俸祿，並未到任理事。
如成祖即位，升宣府中護衛指揮僉事劉清為都指揮同知，仍令隨侍，表彰其開金川門逢迎功也;奉天征討官多有已升都指揮，而今仍於京衛更番宿衛者，雖已給都指揮俸，而宿衛與軍士同列，名實不稱;仁宗時，奉天征討諸將雖受官給祿，仍有年逾6尚留京師執行伍之役者。
職位有限而官員眾多，竟有升至正2品都指揮使，仍與軍士一樣服役者。或以高級武職留任低級職位的情況也不斷出現，如成祖命都指揮僉事劉達掌滁州衛事。讓1個都指揮僉事幹衛指揮僉事的差事，高職低差。
放在後世，就是讓1個正軍級幹部，掛著中將軍銜去做1個副師長或者旅長！
最初，劉達為滁州衛指揮僉事，以歸附功升都指揮僉事，最終無官可給，仍命掌本衛事。官階與職位已不對等。
當時的成祖皇帝，完全也被自己起家時大肆封賞而泛濫的軍功世襲衛所軍官階層給拖累了，他也不敢對這些人裁撤。影響他的信譽，他也對當年的老兄弟下不了手，也擔心激化矛盾。畢竟成祖時期的衛所軍官，可都是殺人起家的，遇到想不通的事情可能就會提刀和你拚命！
同時，世襲製度必然會出現紈絝子弟，洪武、永樂時就有京畿衛指揮1早去衙門點卯，多不入公署處理政事的，遇有事務或責任9互相推避的情況。官員素質低下，不僅坐堂理政相互推諉，甚至瀆職貪賄，苦虐、役占軍士以謀私利，導致軍士逃亡，軍備廢弛。
當時就有人建議:“慎選良將任以邊寄，凡襲職幼官改調內地。”
於是兵部查考各衛所襲職幼官多者，選老成舊官1人相兼管事，仍敕都司不許差委，庶使行事得當，這樣就能讓軍務能正常運轉得到處理，但會產生更多的閑職，掛職白吃飯的武官出現。
人員大量增加，更加劇了武官素質的良莠不齊，朝廷必須對世襲武官加以簡選。但涉及太廣，困難重重。
顯然，明王朝是不能坐視武職冗濫致使軍政敗壞的，但由於武職襲替製度的存在，武官過多的局麵難以扭轉，隻能對任用方式加以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