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社會傳播係統：和諧社會構建之傳通器和黏合劑
胡錦濤同誌總結的“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六大要點是對和諧社會的高度概括，是對和諧社會的本質界定。我們現在需要理清的是如何建構和諧社會，建構和諧社會最重要的是什麼。這已經成為社會各界共同關注和討論的話題，也成為近年來“兩會”關注的一個熱點。那麼以新聞媒體為主的社會傳播係統在建構和諧社會中能發揮什麼樣的作用和功能呢？
就新聞媒體的本質屬性來說，新聞媒體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的作用可用七個字概括：傳通器和黏合劑。（龍小農：《新聞媒體在建構和諧社會中的功能》，《新華文摘》2005年第14期。）新聞媒體的基本作用就是信息傳播，因而新聞媒體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的作用也必須立足於這個基本功能。為從理論上研判新聞媒體在構建和諧社會過程中的作用，必須從傳播學和社會學的角度來分析信息傳播對社會的作用。
一、信息傳播：社會有序和諧的關鍵和手段
社會是個有機係統。依據係統論、信息論和控製論的觀點，任何事物都是由某些要素結構成特定關係的係統，而要維持這一係統存在，各要素之間就必須進行信息的交流和轉換、能量的輸入和輸出，而且它還必須和外部係統維持同樣的關係。信息的交流和轉換、能量的輸入和輸出的過程就是傳播的過程；而信息的交流和轉換、能量的輸入和輸出是否有利於係統的發展和運行就需要用控製（控製論中的反饋）這一方式來輔助衡量。如果這一傳播有利於係統的運行和發展，則可利用控製加速這一傳播，反之則可利用控製限製這一傳播。
根據控製論創始人維納的觀點：“一個係統的信息量是它有序性程度的變量。一個係統的熵，就是它無組織程度的變量。”也就是說，係統中信息流量的多少是影響係統穩定的決定性因素。因而要維持係統的和諧和穩定，需對係統內部要素之間和係統與外部係統之間保持一定信息和能量的輸入和輸出；若需破壞係統的穩定與和諧，則利用反饋或限製信息和能量的傳播，或加大信息和能量的傳播。由此不難看出，信息傳播是係統得以重構、得以維持動態和諧的必要條件。美國哲學家杜威認為：“社會不僅是由於傳遞、由於傳播得以存在，而且完全可以說是在傳遞、傳播之中存在著。”美國社會學家庫利也有類似的看法，他認為，大眾傳播媒體能夠恢複一種共同體感，因為社會是由大眾媒體連接在一起的，也就是社會這個係統的黏合劑是信息傳播。法國社會學家加布裏埃爾·塔爾德則從社會控製的角度強調信息傳播的重要性，他認為社會控製產生於社會的互動，社會控製由於大的群體組合而延伸，由於廣泛的大眾傳播而發展。
有時，傳播也是致使係統走向紊亂、走向解體的誘因：一是信息傳播被杜絕，導致係統的各要素間、係統與係統間無法進行溝通和交流；二是信息傳播與係統發展不一致——或滯後或超前於係統的發展。2003年“非典”之所以肆虐神州大地就是由於這個原因引起的：由於人為的信息封鎖，疫情不能及時被告知；由於正式疫情信息的傳播速度落後於疫情形勢的發展、落後於人際傳播（主要是手機短信和電話），致使人心惶惶、社會局部混亂。信息傳播的不可或缺性和破壞性並存的特性要求承擔信息傳播任務的新聞媒體要有強烈的責任意識和大局意識，在和諧社會的構建中揚長避短。
二、社會傳播係統：社會整合的黏合劑
一個社會的穩定和諧程度取決於該社會的整合程度。社會整合一般是指對社會上各自獨立又有一定內在聯係的要素按照某種規則或規範進行調整或協調，使之成為統一體的過程或結果。社會整合包含有法律整合、經濟整合、文化整合等多方麵內容。社會整合的最大功能在於維係社會的大致和諧（沒有絕對的和諧），提高社會整體發展水平。有學者認為，繁榮文化是和諧社會的長效機製，而新聞媒體本身就是我國社會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新聞媒體又為文化繁榮提供了廣闊的平台。但是，在信息產業和傳媒產業高度發達的今天，傳媒整合已經發展成為一種與法律整合、文化整合等相並列的社會整合方式，成為社會整合一個不可或缺的渠道。傳媒整合的特點在於它是軟性的而不是剛性的，是民主的而不是專製的，是多元的而不是單一的，是潛移默化、春風化雨進行的，因而整合的效果更具持久性……這些都是傳媒整合的優勢。
大眾傳媒之所以是社會整合的重要方式，關鍵在於它是民意的重要表達機製和整合機製。大眾傳媒作為表達機製，為人們表達自己的利益、要求、意見提供了製度化的渠道，它不僅可以疏導怨氣，還為公共決策過程提供了反饋回路。在一個開放的社會裏，個人、家庭、社會團體提出的要求一定是千差萬別、形形色色的，大眾媒體根據一定的標準和視角將相關意見和要求集納起來，形成公共輿論。如果沒有大眾媒體這一機製將這些意見和要求整合起來，民眾表達出來的東西就不能成為政府製定政策的依據。大眾傳媒作為整合機製的功能便是將民眾的要求去粗取精，將漫無頭緒的意見整理成簡要的政策選項。需要指出的是，同樣的民意經過不同的機製整合，其效果可能大相徑庭，關鍵是看哪些社會集團控製大眾媒體，他們對普通民眾的意見和要求采取什麼樣的取舍立場。
隨著我國經濟所有製結構的調整，社會階層日益多元化、社會關係日益複雜化、社會信息日益分散化。這些因素將在不同程度上改變著我國現行的組織動員體製和控製管理模式。以政府集權管理為主要特點的社會調控體係已經很難實現對當前社會的有效整合，社會需要新的調控模式對社會進行整合和治理，需要通過有效的協商與參與機製，使社會利益訴求的表達和交流納入合法的可控渠道，保證公共政策的科學性和公正性。
與社會形勢的急劇變化相適應，新聞媒體的受眾市場也日益細化。如今，每一個社會階層基本都有屬於自己的新聞媒體，而每一個新聞媒體都是針對自己特定的受眾階層量身定做的。新聞媒體為社會民眾及時的信息交流和情緒表達提供了正常的渠道；為民眾提供了一種參與社會管理、參與社會決策的機製。於是新聞媒體就成了這個階層凝聚整合的渠道，成為這個階層的整合器，用列寧的話來講就是“宣傳者、鼓動者、組織者”。可以說，每一個新聞媒體都是整合本媒體核心受眾群的重要渠道。由於新聞媒體種類繁多——既有綜合性的，也有專業性的；既有全國性的，也有地區性的——新聞媒體縱橫交錯，層層覆蓋，演變成各社會、各階層、各地區溝通整合的神經脈絡因而新聞媒體也就必然成為社會整合的重要方式之一。
新聞媒體整合社會的主要途徑和方式是使受眾充分獲取當天的信息，為自己的受眾提供“真實的、概括的、明智的關於當天事件的論述，並說明事件的意義”；成為自己受眾的“交換評論和批評的論壇”；表現自己受眾的整體典型形象；闡明社會的核心價值和總體目標。媒體通過這幾種方式，能實現對受眾的文化規範，在心理、態度和行為上對受眾產生影響，形成共同的社會觀念和文化規範，從而實現整合社會的最終目的。在這個過程中，新聞媒體引導受眾形成共同的價值觀念和社會目標是關鍵。這是因為，目標一致是和諧的首要條件，目標就是價值取向。法國社會學創始人之一加布裏埃爾·塔爾德在區分公眾和群眾時就認為，借助媒體這個互動平台而產生的公眾最好被看成“純精神的集體，由身體分離而且分散的個體組成，其結合完全是精神的紐結”。他又說：“他們之間的紐帶在於同步的信念或熱情，在於和許多人共享同樣的思想和意願。”他認為，如果沒有必要的技術條件和傳播手段把公眾成員凝結在一起，公眾就不可能存在。為此目的而必需的最基本的手段就是報紙（塔爾德所處的時代大眾傳媒隻有報紙）。（〔法〕 加布裏埃爾·塔爾德著，〔美〕特裏·N.克拉克編：《傳播與社會影響》，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9頁。）塔爾德認為，在工業化之前，在與工業化相連的傳播媒介開發之前，社會整合與社會控製是傳統而凝固的社會單位的天然功能，這些固化的單位是村落、行業和家庭，而在大眾傳媒誕生後，這個職能主要由大眾傳媒承擔。
因為新聞媒體具有重要的社會整合功能，所以在《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中強調“堅持黨管媒體的原則”。但是，黨要充分發揮新聞媒體整合社會的功能，其領導方式亦應與時俱進。中國的主流媒體曆來被賦予傳播黨的思想理論，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職責，黨的喉舌的功能得到充分體現。然而，隻有當新聞媒體同時成為人民的喉舌時，才能得到更廣泛的群眾的心理認同，其導向和整合功能才能在人民群眾中轉化成實際的效力。因此，尊重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不斷改善黨對新聞媒體的領導方式，可以更好地實現媒體的社會整合功能，也更能塑造黨在人民群眾心目中的開明形象。
三、社會傳播係統：應對社會危機的預警器
我們在分析如何建構政府形象時已經指出，政府作為公共管理主體如何因應危機將直接影響到政府形象的塑造。政府在應對危機時必須借助於新聞媒體，一是因為新聞媒體是應對社會危機的預警器，能及時對可能爆發的危機發出預警。二是在危機爆發後，政府需要新聞媒體及時向公眾傳播處理危機的措施，撫慰民眾並將民眾團結在政府周圍，共渡難關。因為危機是對一個社會係統的基本價值和行為準則架構產生嚴重威脅，並且在時間壓力和不確定性極高的情況下，迫使當局者必須對其做出關鍵決策的事件。其實真正的危機並不僅僅指事件本身，更主要的還是指由事件引發的危險態勢。（龍小農：《跨國危機管理：理論、方法及案例分析》，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頁。）社會係統的“基本價值和行為準則架構”，具體而言就是胡錦濤同誌提出的“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危機的爆發必然威脅到社會的穩定和諧，因應社會危機就成為對當局者建構和諧社會能力的一個考驗。此時，新聞媒體作為社會航船的“船頭瞭望者”的危機預警功能得以充分展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