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四川城市經濟的發展
宋代四川的城市經濟有了超越前代的發展。本文擬對其表現、原因和特點略作考察，並試圖回答這一發展又為什麼難以持續。
（一）
四川城市經濟的發展有著悠久的曆史。自秦統一巴蜀，四川就是我國西南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漢代四川邛竹、蜀布已遠銷大夏。漢代成都已成為全國著名的都市之一，並且以盛產色澤鮮麗的蜀錦而獲得了“錦城”的美名。唐代，成都兩次作為臨時首都，有所謂“揚一益二”之稱。有人甚至認為：成都“人物繁盛，江山之秀，羅錦之麗，管弦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富，……揚不足以侔其半”，成都城市經濟的發達遠遠超過揚州。唐末五代，中原混戰，四川安定，成都的蠶市、七寶市、扇市、藥市、花市等季節性的定期集市相當繁榮。到了宋代，四川的城市經濟在這個基礎上，又有了新的發展。這主要表現在下麵兩個方麵。
一、政治性城市普遍發展成為經濟性城市。和全國其他地區一樣，直到唐代，四川的絕大多數城市實際上還是政治中心，而非經濟中心。封建國家在進行戶口統計時，城市居民和鄉村居民不加區別，混合計算。政府雖然在城市裏設置市官，征收商稅，但商稅的數目缺乏記載，在整個國家的財政收入中不占重要地位。到了宋代，情況迥然不同。隨著城市經濟的發展、人口的增多，國家在進行戶口統計時已經明確地把全國居民劃分為坊郭戶和鄉村戶。所謂坊郭戶，也就是城市居民。在賦稅征收上，政府在城市裏主要征收工商稅，在鄉村中主要征收農業稅，而且城市的工商稅已經成為國家財政的一個重要來源。據熙寧十年（1077）的統計，在今四川境內，一共有四十六個州，其中有四十五個州城設置了商稅務，征收商稅達一百萬餘貫；一共有一百六十三個縣，其中有八十五個縣設置了商稅務，征收商稅三十四萬餘貫。可見，這批城市已經既是政治中心，又是經濟中心，再也不是單純的政治性城市了。
梓州（今三台縣）就是唐宋之際由政治性城市發展成為經濟性城市的一個突出例子。唐肅宗時分劍南道為東、西兩川，梓州是劍南東川節度使治所，政治地位與作為劍南西川節度使治所的成都相等。但經濟地位則是“壤地瘠薄，民物之產曾不及西川一大縣”，完全是個政治性城市。到了宋代，梓州不僅發展成為重要的稻米產區，而且已有“機織戶數千家”，成為與成都相匹敵的紡織業中心。梓州路的井鹽生產特別發達，井鹽產量為全川之冠，是成都地區食鹽的主要供應地；藥材貿易相當繁榮，又是川中地區的交通樞紐和商業貿易中心。熙寧十年梓州城商稅收入為五萬五千餘貫，僅次於成都府城的商稅收入，居四川州城商稅收入的第二位。因而宋人說梓州“江山形勝，水陸之衝，為劍外一都會”，經濟地位“與成都相對”。
至於成都很早以來就不是單純的政治性城市，但其經濟意義在宋代又有所增長。這裏農業發達，是著名的糧食集散地；四周山區出產茶葉居全國之冠，是著名的茶葉集散地；蜀錦、絹帛、麻布產量多、質量好，是著名的紡織品集散地；城郊和附近的彭縣、邛崍、大邑、灌縣等地的陶瓷生產發達，是四川的陶瓷集散地；造紙產量多，印刷質量好，是著名的紙張、書籍集散地。同時，成都還是當時四川的交通樞紐，通往各地的水陸交通四通八達。以成都為起點，水路可以沿岷江、長江航線直達東南；陸路可沿川陝驛道直通中原和西北，還可經雅州、黎州而達大理。從某種意義上講，成都還是宋朝西南地區的外貿商埠。全國富商大賈都聚集成都，購買蜀中的蜀錦、絹帛、麻布、藥材、紙張和書籍等蜀中寶貨，從而又促進了成都金融業的發展，在世界上最早發明並使用了紙幣。這樣，成都在經濟上既是手工業中心、商業中心，又是金融中心。它在宋代已發展成為“萬井雲錯，百貨川委，高車大馬決驟於通逵，層樓複閣蕩摩乎半空；綺彀畫容，弦索夜聲，倡優歌舞，娥媌靡曼，裙聯袂屬；奇物異產，瑰琦錯落，列肆而班布；黃塵漲天，東西冥冥，窮朝極夕，顛迷醉昏”的西南大都會。
二、地區性經濟中心城市普遍出現。在經濟性城市大量湧現的基礎上，形成了一批經濟實力比一般城市雄厚的經濟中心城市。這些地區性的經濟中心城市，不僅是該地區範圍內的農業生產中心、手工業生產中心、交通樞紐，而且是商品交換、物資集散或對外貿易的商業中心，是該地區進行縱橫經濟聯係，增強經濟活力的集合點。當時堪稱經濟中心城市的，除成都是四川和西南的經濟中心城市、梓州是川中北的經濟中心城市而外，還有遂州（今遂寧市）、果州（今南充市）、利州（今廣元市）、夔州（今奉節縣）、瀘州、戎州（今宜賓市）等。
遂州和果州是當時川中北的兩個地區性的經濟中心。遂州地處涪江中遊和川中平原，農業和紡織業都很發達，又是四川和全國的甘蔗和糖霜生產基地。大的糖霜作坊雇傭截削甘蔗的工人達一二十人之多。北宋宣和末年，宰相王黼創應奉司，遂寧除常貢外，歲增進糖霜數千斤，為全國之冠。熙寧十年，遂州商稅為四萬八千餘貫，居四川州城商稅收入的第四位，因其經濟發達，北宋和南宋時期梓州（潼川府）路轉運司都曾一度設治所於此，主辦一路的財政事務。果州地處嘉陵江中遊，當水陸來往之衝，又是四川著名的柑橘和紡織基地，其民“喜商賈而怠穡事”，其經濟地位相當高。宋人說“充城繁盛冠東川”，“自號小益，不複數潼、遂”，“蜀人喚作小成都”。
利州是當時四川北部的經濟中心。它地處四川北部的交通孔道，陸路北達關陝，南過劍門而入兩川；水路沿嘉陵江下行至閬州、果州、合州、渝州而通夔州、峽州，上行而到興州，是舟車咽喉之地，商業貿易相當發達。宋人稱利州“為小益，對成都之為大益也”。
夔州是當時四川東部的經濟中心，它扼四川長江水路的咽喉，是川東的交通孔道。吳蜀百貨由此中轉，商業繁榮，是宋代四川對外貿易的港口。水上交通的繁榮促進了造船、修船業的發展。附近的大寧監（今巫溪縣）、雲安監（今雲陽縣）又是四川重要的井鹽基地。在經濟落後的四川東部，夔州就自然地占據經濟中心的地位。
戎州、瀘州則是當時川南地區的經濟中心。它們都是長江水路的重要港口。戎州與“董蠻”、“石門蕃部”和“南廣蠻”等“戎州三路蠻”相鄰。地處今雷波、屏山、馬邊縣的“董蠻”部族地區盛產木材，用舟船載運至戎州與漢人互市，又促進了戎州造船業的發展。瀘州南部的井鹽相當發達，瀘南少數民族又將各類物資運至瀘州與漢人交易。這樣戎州和瀘州又成為四川南部與少數民族貿易的重要都市。
（二）
宋代四川的城市經濟為什麼發展得如此迅速？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麵。
一、社會安定是宋代四川城市經濟發展的前提。從965年北宋平蜀到1279年四川被元朝統一的三百多年中，除宋初三十多年由於北宋統治集團的反動政策，曾經不斷引起四川各階層群眾的反抗戰爭，社會比較動蕩外，到蒙古軍隊於1231年打進四川前的長達兩百多年間，四川地區都保持了和平安定的社會環境，人民能各安家業、發展生產，社會經濟包括農村經濟和城市經濟都得到了長足發展。但自蒙古軍隊攻入四川以後，“蜀之為蜀，大非昔比”。四川遭受長達半個世紀的戰爭破壞，在反複爭奪的拉鋸戰中，蜀中無片土安寧。戰爭使人民喪失了進行勞動生產的起碼條件，人口銳減，死傷逃亡，十不存一。鄉村荒蕪，城市破壞。“昔之通都大邑，今為瓦礫之場；昔之沃壤奧區，今為膏血之野”。“雖荒郊絕島之間，無一處而不被沸鼎之毒”。當時四川是沃野千裏，蕩然無民，殘存居民，靡有定所，或離居四方，或退保山城，築寨自保。城市破壞無遺，哪有什麼經濟發展可言。所以說，宋代四川城市經濟的發展，是同兩百多年四川社會安定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