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紙幣發行和紙幣理論
【內容提要】宋代發行紙幣的經驗包括官交子分界、限額、準備本金、新舊相因以及回籠紙幣等；其紙幣理論則有：兌換紙幣思想，即發行兌換紙幣不需十足本金；力行回籠，穩定貨幣的“稱提”思想，以及錢楮並用的“子母相權”說和“錢實楮虛”說。
我國最早的紙幣產生於宋代。隨著紙幣的產生，出現了紙幣的發行管理辦法和政策，以及探討紙幣流通的理論。宋代流通的是錢楮並用的兌換紙幣，它的紙幣發行和紙幣理論自然是錢楮並用的紙幣發行和理論，而非現代的紙幣發行理論。但與金屬鑄幣完全脫鉤的現代紙幣則是從兌換紙幣發展演變而來的。因此，研究宋代紙幣的發行及其理論，不但可以豐富我國貨幣史的內容，而且對現代紙幣政策和理論亦可提供有益的經驗和教訓。
宋代發行紙幣的經驗
自宋代成都商民發明交子以後，宋代的紙幣發行經曆了私交子、官交子、錢引、會子、關子等階段。我國最早的國家法定紙幣，是商民違背信用，拒絕交子持有者兌換現錢，引起債務糾紛，成都官府將交子發行權收歸官府，禁止私交子，發行官交子才產生的。官交子由官府發行，發行交子的收入歸國家財政，交子的發行數額又是整個國家財政、金融貨幣的一個組成部分，國家就不能不製定交子的發行管理辦法和政策。史載益州知州薛田在天聖元年（1023）向朝廷呈報發行官交子的奏章中，就提出了交子的發行管理辦法：
1.在成都設置益州交子務，作為印刷、發行交子的專門機構，隸屬益州知州領導；
2．確定官交子票式沿襲私交子的形式，加蓋益州官府銅印和交子務銅印；
3.確定官交子的發行收兌辦法，設置合同簿，上書一貫至十貫錢數，用印、封押交監官收管，候商民用錢請領、按錢數發給交子，將現錢納庫收鎖。待商民用交子兌換現錢，核對合同無誤，付給現錢，並依例扣除每貫三十，手續費入官，隨即銷毀合同簿。
4．製定偽造交子的法律，凡民間偽造，許人陳告，賞小鐵錢五百貫，犯人發配使用銅錢地區服役。
顯然，這個最早的官交子發行管理辦法還是非常簡單、不夠完善的，它的目的僅僅在於保證交子的兌現，克服私交子不能兌現的弊端。
從天聖二年（1024）二月正式發行官交子，到天聖三年（1025）二月，經過一年的發行實踐，薛田又根據交子這種兌換紙幣的性質和特點，進一步深化和完善了官交子的發行管理辦法。文獻記載：“自（天聖）二年二月為始，至三年二月終，凡為交子一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貫，其後每界視此數為準。到天聖九年冬，始置交子務，每四年二界，印給一百二十五萬。大凡舊歲造一界、備本錢三十六萬緡，新舊相因。”
在這裏增加了交子的界、發行限額、準備本金和新舊相因等發行管理辦法和政策。這是私交子流通時所沒有的，更是與鑄幣發行管理完全不同的一種新的貨幣發行管理製度。
製定官交子兩年一界、分界發行，每界發行限額1256340貫，每界發行本金36萬緡和新舊相因四項發行管理原則，是保證交子成為紙幣並得以流通的重要措施。薛田規定兩年為每界交子的流通期和兌現期，既使交子持有者有了兌現期的時間保證，又杜絕了交子的發行者利用種種原因和借口拖延和拒絕兌現，樹立起交子的信用。同時，分界發行，定期收兌，還可防止交子長期使用，磨損折疊，造成票麵模糊不清，滋生詐偽；可以定期檢查發行數量，新界開始，舊交子清兌完畢，榷其出入，防止偽造；可以沿襲私交子的做法，收兌交子時每貫收取百分之三的紙墨手續費，並獲取到期因種種原因未能兌換的“水火不到錢”，增加財政收入。根據商民一年請領交子125萬貫的實際數額，確定每界交子的發行限額，則控製了紙幣的發行總量，使其不超過市場的需要量，避免濫發交子，交子膨脹貶值，並使政府到期有應付兌現的財力，穩定幣值。準備本金，既使交子持有者能隨時兌換現錢，維持交子的信用，又能在交子貶值時，用本金收回部分交子，減少交子的流通量，穩定交子的價值。這樣，就使官交子的幣值等於鐵錢的幣值，同鐵錢一樣在商品流通中充當交換媒介。而新舊相因，界滿時用新交子收兌舊交子，又可減少國家鑄幣支出，節省鑄幣的財政開支，並將金屬用於國計民生的事業上，有利於社會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另一方麵，分界、限額、準備本金和新舊相因的發行辦法，還從根本上改變了收入人戶現錢便給交子，又將現錢置庫收鎖，供回納兌現的發行辦法。該辦法絲毫沒有增加市場的貨幣投放量，隻是使同量的鐵錢退出流通，用交子代替鐵錢流通。從某種意義上說，它隻是政府用紙幣去換回鐵錢，而不是完全意義上的發行紙幣。而準備36萬貫本金，發行125萬貫交子，發行額超過本金三分之二以上，才增加了貨幣的投放量。而且不待商民請領，就用財政支出、購置官物等手段把交子發行出去，才是完全意義上的發行紙幣。但它也容易引起發行失控，濫發紙幣。在這種情況下，規定分界、限額、準備本金發行交子，更是保證幣值穩定的必要措施。
北宋四川官府在實行官交子分界、限額、準備本金、新舊相因的發行辦法的同時，還製定了回籠紙幣、穩定幣值的政策，即“租稅之輸、茶、鹽、酒酤之輸，關市澤梁之輸，皆許折納”，允許民間用交子繳納賦稅，“以惟民之便”。而當交子幣值下降時，“則官出金以收之，而不使常賤，貴則官散之，以示其稱提，使之勢常平，而無此重彼輕之弊”。
曆史證明，官交子的發行管理辦法和政策，基本上適合早期兌換紙幣的流通規律，是比較正確的。文獻記載，從天聖二年發行第一界官交子，到哲宗時期（1086-1100）交子的幣值都比較穩定。在神宗、哲宗時期，交子貶值的幅度亦隻在百分之十左右。隻是在徽宗崇寧、大觀年間大量濫發交子，致使交子徹底貶值如同廢紙，才退出流通。大觀三年 （1109）被迫改弦更張，改交子為錢引，重新按天聖舊法，恢複每界發行125貫，準備本金50萬貫，發行錢引。紙幣的幣值又得到穩定。至北宋滅亡時，蜀中紙幣幣值都是比較穩定的。
正因為北宋四川成功地發行了官交子，確立了紙幣的貨幣地位，顯示了紙幣既能節省財富又便於流通等優點，南宋時期，就把紙幣推廣到了全國各地。
南宋紙幣的發行管理，雖然“悉視川錢法行之東南諸路”，采用北宋官交子的發行管理辦法，但南宋發行紙幣與北宋四川發行紙幣所麵臨的客觀環境不同。南宋偏安江左，銅產量減少，每年隻能鑄造銅錢約十萬貫，比北宋大大減少，又不能禁止銅錢銷熔、私鑄和外流，隻能靠發行紙幣來解決通貨問題。四川鐵錢的鑄造成本亦大大高於鐵錢的幣值，每年的鐵錢鑄造量亦不足十萬貫，而宋金戰爭的軍費開支，又往往不能不求助於發行紙幣以解燃眉之急。所以，南宋紙幣的發行一開始就麵臨本錢不足，發行量大，官府缺乏鑄幣兌現，紙幣貶值的嚴重威脅。四川錢引，在高宗紹興二十七年（1157）發行第68界以前，一般每界發行額都在200、300、400、500、 800、900萬貫的水平，其中紹興三年 （1133）第56界錢引發行額達到1258萬貫。從高宗紹興二十九年（1159）發行第69界錢引到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發行第84界錢引，平均每界都在2000萬貫以上。東南會子從孝宗乾道五年（1169）發行第一界會子1000萬貫，到孝宗後期亦增加到每界2000萬貫左右。但南宋政府麵臨紙幣發行量過多，紙幣貶值的局勢，進一步完善充實了回籠紙幣，穩定幣值的措施。在宋孝宗以前仍然保持了紙幣的穩定，貶值的幅度不大，或貶值之後，官府采取挽救措施，又使幣值得以回升。例如南宋初年，趙開主持的四川財政，為籌措川陝抗金軍費，大量發行錢引後，采取官賣銀、絹，聽民用錢引購買，民輸官錢，官支錢物，聽用錢引折納；民間交易使用錢引，隻許增高其值，不準減值；錢引貶值時，用官錢按錢引最高價收兌等措施，使錢引幣值得到保護。故錢引發行雖多，但“人亦不厭其多，價宜不削”。宋孝宗對東南會子，采用金、銀、錢、度牒等收兌，實行財政收支中的“錢會中半”等多種方法維持會子信用。在淳熙末年，一些地區還出現“軍民不要見錢卻要會子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