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和五代時期四川的茶葉
一、茶業生產的大發展
四川是我國也是世界上種茶飲茶的發源地。從先秦到兩漢都隻有四川才有種茶和飲茶的記載。魏晉六朝時期四川的飲茶活動才傳入江南地區，其後又由江南傳入華北地區。到唐代，飲茶活動已遍及全國。“茶之為物，無異米鹽。人之所資，遠近同俗。既蠲渴乏，難舍斯須。至於田閭之間，嗜好尤切。”人們對茶葉需要的增長，促進了茶葉生產的飛躍發展。唐代是我國茶葉生產大發展的時期，並且形成了我國盛產茶葉的局麵，在全國形成了山南、淮南、浙西、劍南、浙江、黔中、江南、嶺南八大產茶區。中唐以後，茶葉貿易已相當繁榮，茶葉經濟在國民經濟生活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封建政府正式開始征收茶稅，並把茶稅作為國家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適應整個社會對茶葉經濟的普遍重視，專門記述茶葉生產、加工等茶事活動的專書也相繼問世，詩人墨客更是把飲茶活動作為創作題材，詠頌飲茶活動的詩文充滿文壇，這些都反映了唐和五代時期是我國茶葉經濟空前發展的時代。
這一時期，四川也是一個茶葉生產大發展的時期。綜合唐宋人們的敘述，唐和五代時期，四川至少已有彭（今彭縣）、綿（今綿陽市）、蜀（今崇慶縣）、邛（今邛崍縣）、雅 （今雅安市）、漢（今廣漢縣）、渝（今重慶市）、涪（今涪陵縣）、簡（今簡陽縣）、巴 （今巴中縣）、夔（今奉節）等所屬地區產茶。這個茶葉產區的分布，反映了當時四川茶葉主要出產在川西成都平原四周的丘陵和山區，其次是川南、川東的長江流域一帶。
據陸羽《茶經》記載，唐代彭州茶葉產於九隴縣（今彭縣境）的馬鞍山、至德寺、堋口等地。綿州茶葉產於龍安縣（今安縣境）的鬆嶺關和西昌（今安縣境）、昌明（今江油縣境）、神泉縣（今安縣境）等地。雅州的茶葉產於百丈縣（今名山縣境）的百丈山和名山縣的名山等地。蜀州的茶葉產於青城縣（今灌縣境）的丈人山。瀘州的茶葉產於瀘川縣（今瀘州市境）。眉州的茶葉產於丹棱縣的鐵山等地。漢州的茶葉產於綿竹縣的竹山等地。
五代時期，四川的茶葉產地又有所擴大，據五代時蜀人毛文錫《茶譜》記載，五代時期，四川產茶地區在彭州增加了洪雅、昌闔等地。在邛州唐代產茶地區未載，五代則有臨邛（今邛崍縣境）、臨溪（今蒲江縣境）、思安（今大邑縣境）、火井（今邛崍縣境）等地。在蜀州則增加了晉原（今崇慶縣境）、洞口（今崇慶縣境）、橫原（今崇慶縣境）、味江 （今灌縣境）等地。此外，涪州的賓化（今南川縣境）、白馬（今涪陵縣境），渝州的南川縣、渠州的渠江縣也盛產茶葉。當然，無論是《茶經》或是《茶譜》所載的四川產茶地區，都隻能是當時產茶較多的地方，作者不可能普查當時的茶葉產地，把全部產茶地區逐一記載下來。
與茶葉產地增多的同時，四川某些地區茶葉生產已向專業化商品化方向發展，成為當地農民謀生的主要來源。唐人李商隱就說，“瀘州所管五縣百姓……作業多仰於茗茶，務本不同於莠麥”，茶葉是他們的主要農業作物。在嘉陵江南岸的益昌（今廣元市境）農民，也是“多即山樹茶，利私自入”。盛產蒙頂茶的雅州名山縣農民更是“競栽茶以規厚利”。在一些地方還出現了專門種植茶樹的茶園和經營茶葉生產的茶園主。這些茶園主有的是封建官僚，有的是封建富豪。《宋史·毋守素傳》記後蜀戶部員外郎、知製誥、工部侍郎、雲安榷鹽使毋守素“蜀亡入朝，授工部侍郎，籍其蜀中莊產茶園以獻，詔賜錢三百萬以充其直，仍賜第於京師”。《太平廣記》卷37《陽平謫仙》記載的九隴人張守珪的仙居山茶園，“每歲召采茶人力百餘輩，男女傭工者雜處園中”，更是一個頗具規模的茶園。這些都反映了當時四川的茶葉生產已從農村的家庭副業發展成為獨立的商品經濟部門。
茶葉商品經濟的發展，在市場競爭中，逐漸形成了一些蜚聲全國的名茶。其中最負盛名的是雅州的蒙頂茶。蒙頂山雨量多、雲霧大、日照短，適合茶樹喜陰好濕的特點。這裏生長的茶樹，茶葉厚實豐滿，含茶素和葉綠素多，所產茶葉，質優品良。加上產茶曆史悠久和一些神話性的傳說、渲染，蒙頂茶就成為全國聞名的珍品。蒙頂茶不僅是人間最珍貴的飲料，也是除病去疾、益壽延年、返老還童的“仙茶”。李肇《國史補》卷下就說：“風俗貴茶，茶之品名益眾，劍南有蒙頂石花，或小方，或散芽，號為第一。”楊曄《膳夫經手錄》還說：“今蒙頂有鷹嘴牙白芽，供堂亦未曾得其上者，其難得也如此。”因而封建皇室為了能吃到蒙頂茶，就隻能利用手中的政治權力，采取超經濟的強製辦法，征收貢茶，以滿足皇室的需要。蒙頂茶是四川向唐王朝進貢最多的一種茶葉，“今每歲歲貢，為蜀之最”。在唐代文人中，更是對蒙頂茶稱頌備至。這種情況，直到宋代仍然如此。宋人梅堯臣《得雷大簡自製蒙頂》詩，更明白指出唐人“陸羽舊茶經，一意重蒙頂”。由於蒙頂茶名聲遠揚，成為茶中之王，珍貴難覓，故偽造假冒者相繼而出，丞相李德裕入蜀，得蒙頂，乃沃於湯瓶之上，移時盡化，以驗其真。
綿州的神泉小團、昌明的獸目，亦是茶中佳品。《膳夫經手錄》說：“東川昌明茶，與新安含膏，爭其上下。”白居易詩雲“渴嚐一碗綠昌明”，對昌明茶亦推崇備至。當時昌明茶還遠銷吐蕃等地。
蜀州橫原所產的雀舌、鳥嘴、麥顆等茶亦名重一時。這些茶葉的名稱，“蓋取其嫩芽所造，以其芽似之也。又有片甲者，即是早春黃茶，芽葉相抱如片甲也。蟬翼者，其葉嫩薄如蟬翼也，皆散茶之最上也”。
此外，彭州蒲村、堋口、灌口等地所產的餅茶，亦享盛名。臨邛所產火蕃餅，每餅重四十兩，銷往西蕃、黨項，被這些地區的少數民族“重之如中國名山者”。渝州南平縣狼猱山茶，黃黑色，“渝人重之，十月采貢”，作為貢茶。涪州賓化茶，製於早春，亦為時人所重。瀘州所產的瀘茶則更為奇特，“夷僚常攜瓢置側，每登樹采摘芽茶，必含於口，待其展，然後置於瓢中，旋塞其竅。比歸，必置於暖處，其味極佳”。
總之，在唐代，四川的茶葉備受人們的喜愛和珍視。《因話錄·征部》載：禦史台察院，“兵察常主院中茶，茶必市蜀之佳者，貯於陶瓷，以防暑濕，禦史躬親緘放，故謂之茶瓶廳”。《膳夫經手錄》的作者楊曄將蜀茶與其他地區所產茶葉比較之後說：蜀茶“猶可以首冠諸茶”。其他地區所產茶葉，“春時，所在吃之皆好，及將至他處，水土不同，或滋味殊於出處，惟蜀茶南走百越，北臨五湖，皆自固其芳香，滋味不變，由此尤可重之。自穀雨以後，歲取數百萬斤，散落東下，其功德也如此。”這些被銷售到外地的茶葉，更是被人們飲後讚不絕口。白居易《肖外元寄新蜀茶》詩雲：“蜀茶寄到但驚新，渭水煎來始覺珍。滿甌似乳堪持玩，況是春深酒渴人”。